新媒体女性

独生子女一代的二胎焦虑

作者 / 肖慧

首发 / 新媒体女性

近几年来,生育一直是百姓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也充斥着各大媒体的版面。2018年8月14日,南京大学教授刘志彪、张晔在《新华日报》发表的《提高生育率: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的新任务》一文又再次掀起了新一轮的讨论热潮。

文章提议“设立生育基金制度,尽量实现二孩生育补贴的自我运转。可规定40岁以下公民不论男女,每年必须以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生育基金,并进入个人账户。家庭在生育第二胎及以上时,可申请取出生育基金并领取生育补贴,用于补偿妇女及其家庭在生育期中断劳动而造成的短期收入损失。如公民未生育二孩,账户资金则待退休时再行取出。”而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核心成员胡继晔则更进一步,提出在设立生育基金的基础上,还要对“丁克”(双收入,无子女)家庭征收社会抚养税。

文章发表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大多对此用经济杠杆进行惩罚性催生的提议进行了驳斥批评。其实在西方国家,以经济手段鼓励生育也并不少见。那为何这篇文章会激起如此之大的反弹呢。浏览一下这些回应,会发现参与讨论的多为年轻的中产阶级,强调的多为养娃成本的日益攀升,因此中产家庭无法承受养育成本的翻番。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可能要数张明扬在大家公号发表的《生了二胎,除了命是自己的,其他都不是自己的》,将生育二胎看成城市中产的“一个导致‘消费降级’的自我摧残……一个幸福感被危机感抵消的非理性行为。”

这一对中产养育成本高昂的讽刺也出现在了“开心麻花”最近的荒诞喜剧《西虹市首富》的结尾处:亿万富翁王多鱼在“裸捐”家产前,突然想到要为未出生的孩子留下养育基金,而当他预估养娃的种种费用时,列下的清单越来越长,数目越加越大,无休无止,无穷无尽。

这一黑色幽默以戏谑的方式呼应了网络上一轮又一轮生育讨论里涉及的关键问题:谁来生娃?谁来养娃?如何养娃?为何养娃?而这一系列问题的背后则是国家“催生”政策所反映的对于劳动力后备大军不足的焦虑和之前一胎化政策所催生的新型阶级和性别主体之间存在的巨大裂痕,这也是网上一系列讨论未曾触及的盲点。

2015年,在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缺乏等种种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巨大压力下,最新计划生育政策调整为全面实施二胎,即不论是不是独生子女,一对夫妇都可生育两个孩子。据经济学家分析,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包括,当前中国的超低生育率已经大大减少了人口红利,造成经济停滞。所以,最新提出的口号是“二孩生下来,经济搞上去”。这其中暗示着这样的政策诉求:通过生育率的提高,拉动内需、增加劳动力、持续推动经济发展,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

这种要求增加人口红利,放开二胎的经济量化管理模式却忽视了之前实施了35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及政治经济转型所造成的养育模式、家庭结构、文化想象的剧烈变化,以及新型的代际身份的生成。换句话说,刘志彪、张晔提议针对的40岁以下人群恰是在独生子女政策实行后长大成人的。她/他们的成长经历、养育模式和性别经验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无法指望通过简单粗暴的经济杠杆调节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

改革开放后,经济高速发展,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同时,以欧美为范本的中产阶级精英生活方式通过媒体和影视作品的传播深入国人的日常生活,成为了父母教育下一代进行自我奋斗的玫瑰色前景。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更是强制性地切断了传统农业社会里多子多福的传统,彻底改变了国人的养育模式,造成了独生子女成为城市中产家庭的唯一的寄托与希望。

因此,从幼年开始,独生子女一代便习惯了没有兄弟姐妹的日常生活,独享大量的经济与情感成本的集中投入,接受各种国际化的教育与培养,在未来才能如父母期许的那样,在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杀出重围,成为具有国际视野的社会精英,而非资本主义大生产机器上的一枚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从而完成自我实现,实现社会流动,进入成功人士的行列。这一养育目标强调的是下一代的“高素质”,而非“高产量”。也就是说,无论是传统的“多子多福”观念,还是国家政策大力推动的经济量化提高劳动力产出,都无法消解中产家庭对高品质的下一代的养成计划。

当然,更高的期许却也带来了更高昂的费用和更沉重的焦虑感。在当前全球经济衰退的大环境里,上升渠道堵塞,阶级逐渐固化给年轻一代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带来了更为激烈的竞争压力,更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指出,在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社会结构的分化重组,公共福利的不断消减,造成了后现代社会里风险管理和规避的私有化和个人化。

因此,充满期许和忧虑的独生一代中产家庭参照自己的成长模式,在预估未来的养育基金时,必须考虑到每一种可能的需要和损耗,集中所有可动用的家庭资源进行孤注一掷的投资,在孩子还未出生前就准备好从进口奶粉到双语幼儿园再到私立贵族学校的一条龙服务,规避一切可能出现的意外风险,扫清下一代成为“高素质”国际化精英的道路上的一切障碍,以避免孩子在未来的竞争中出局,一不小心就成为资本的炮灰,落入“新穷人”或者高学历“蚁族”的劳动大军。在此种高投入、高风险的情况下,孩子数目的增多并不带来可预见的福祉,反而增加了无法估量的不确定性。

而在另一方面,随着传统大家庭和社区的消失,养育成本的家庭化不仅意味着经济成本和风险管理由个人承担,并且造成的是人力成本的私人化和性别化,也即养育劳动由个人、往往是女性一力承担。这就难怪在《西虹市首富》里,亿万富翁王多鱼对手下女员工夏竹最响亮的求爱语言就是:“以后你要为我生一百个孩子。”

这种催生多生宣言自然是夫/父权与国家话语在二十一世纪的再次合流,但却与现代女性的自我期许之间存在巨大断裂,也因此引起了不少观众的不满。现在处于育龄阶段的女性(也即“二孩生育补贴“提议中40岁以下公民),大部分是1978年以后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的产物。从某种程度上,独生女可能是中国广受诟病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最大受益者,尤其在城市里,女孩和男孩享受了近乎平等的父母的关注和情感投入,以及物质条件和受教育权利。

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据统计,1957年,全国普通高校的本专科学生中,女生占总数的23.2%;而八十年代以来,大学生中女性比例不断上升,直到2007年新入学的女生比重首次超过男生,达到52.9%。女状元有522人,占总数的51.84%。

而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则是女博士的人数远远不及男性。统计表明,当前中国在读博士生里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女性,而同期美国的博士生里女性占51.2%。很多女性表明,对读博士迟疑的原因是,社会观念普遍认为,在三十岁之前女性就应该完成结婚生子人生大计,否则就有沦为“剩女”或“灭绝师太”的危险。同时,2015年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的女性》报告也指出,25-34岁的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快速下降且远高于男性。

随着受教育程度和经济独立性的稳步提高,当代中国社会的年轻女性具有了越来越强的主体性,往往有着和传统性别角色规训冲突的自我实现和自我发展的强烈欲望,这可能也是越来越多的都市白领女性选择婚姻和生育之外的道路的原因,就如网友评论愤然留言:“我也寒窗苦读十几年,可不是为了给你家生孩子当免费保姆的。”对于她们来说,在当前男女分工并不平等、家庭内部的养育及情感劳动几乎由女性一力承担的的社会条件下,婚姻和生育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女性权益的让渡和能动性的牺牲,造成女性群体在工作和教育上的成本和风险以几何级数增长。

综上所述,《提高生育率: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的新任务》一文所展示的从不生到催生的政策转变背后的逻辑不变,都仅仅是从量化经济学的角度将人口管理数目化工具化,而并未细致考察和理解新型阶级和性别主体的历史生成和成长轨迹,以及她/他们在社会转型期所面临的风险与危机。因此,提议中“用于补偿妇女及其家庭在生育期中断劳动而造成的短期收入损失”其实并不能弥补年轻女性无法用金钱量化的失去与失落,也无法解决中产家庭在新型风险社会里转向低产量高品质的养育模式的期待和焦虑。


本文为新媒体女性原创稿件,转载请联系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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