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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亚太彩虹家庭大团聚:多元声音,复杂故事


作者 / 端夷

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及性别研究在读

首发 / 新媒体女性

本文图片均为作者提供


2018年5月11日至12日,我受朋友邀请参加了在香港举办的“亚太地区彩虹家庭会议”及于12日下午在香港中环渣打花园举办的“2018国际不再恐同日”庆祝活动,感受颇深,因此记录下与会学到的点点滴滴。

颇为讽刺的是,就在这个会议刚刚结束之后的周日,北京798就传来了两名年轻女性因佩戴彩虹胸章而招致特勤人员殴打的消息。或许我们无法猜测特勤动手的具体原因,但至少可以感知到,如今即便微小如佩戴一枚“彩虹胸章”的举动也有可能令自己成为那个走钢丝的人。值此不容乐观之时,我以为这篇文章更加凸显其意义:来自不同国家地区的“彩虹代表”告诉我们,虽然我们处境艰难,但我们并不孤独。

“亚太地区彩虹家庭会议”至今不过是第二届,但其缘起却已久。最初是由瑞典籍LGBTQ活动家Maria von Känel在2010年提出了“国际家庭平等日”这个概念,旨在倡导公众关注更加多元化的家庭组成随后在2011年弗罗里达举行的彩虹家庭会议上,来自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LGBTQ活动家决定将五月的第一个星期天定为“国际家庭平等日”以此来促进彩虹家庭的可见度。

此后这个日子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组织的认可,在2016年五月,欧洲委员会(the Council of Europe)专门在其《2016年良好实践白皮书》(Compendium of Good Practices of 2016)中提到,建立这样一个日子有助于促进性小众群体平等的家庭权利。

第一届“亚太地区彩虹家庭会议”于2017年五月在香港举行时还只有来自十多个国家的代表,而今年第二届却翻倍到3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含了来自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柬埔寨,印度,巴基斯坦,汤加,萨摩亚,斐济和南非等国代表,成绩令人瞩目。以下就从宗教、彩虹家庭育儿、各国代表参与社会运动的经历等方面来介绍这次会议的交流成果。


宗教与性/别:当《古兰经》里没有跨性别

GIN[i](Global Interfaith Network,“全球信仰网络”)的负责人之一、来自南非的Toni在开场致辞中讲到,“正是因为现在在宗教界,话语权都掌握在相对保守的势力手中,因此我们才觉得有必要(就性小众议题)创造出不一样的话语空间,以便令持有不同意见的信教人士团结起来。”基于这样的愿景,GIN在 2014 年 1月於南非宣告成立,并致力于消除一切基于宗教基础的对性/别小众群体的暴力。

刚到会场就发现在我的左侧有三位人物很不一般:ta们的身材都异常高大壮硕,即便是坐在会场的蒲团之上也仿若一口大钟,给人极其沉稳庄重的感觉;但庄重之余,又发现三人均头戴大号的花朵头饰,身着色彩艳丽的异域长裙,双手则轻摇蒲扇,听到讲者讲得精彩之处便毫无顾忌地高声笑嚷出来,令人侧目。庄严的表象及嬉笑的实相,以至于我一时之间,竟不知如何将ta们列入我已有的认知体系之中。直到其中一位开始讲述,方才知道她们乃是来自于汤加和萨摩亚的一个叫做“leitis”---即生理男性,但社会性别为女性的跨性别女性群体。

尽管汤加王国在《leitis in waiting》这部纪录片的网络宣传页里被称作是“世界上最保守的、高度宗教化的国家之一”,尽管这种宗教上的保守性与汤加本国的跨性别女性所受到的不公平对待高度相关,但正如三位代表之一Ymania Brown所说,汤加的宗教信仰并非历来就视leitis为异端从而加以迫害。

目前对于汤加leitis的迫害主要来自当地一些福音派教会,而这些教会,如Ymania所言,均是近年才慢慢兴起的。作为一个东太平洋岛国,汤加王国直到18世纪后期才由于库克船长的探险而慢慢增强与西方世界的联系;而在19世纪基督教循道宗和其他基督教教派在汤加获得影响力之前,汤加都一直持续着其多神崇拜的本土信仰体系。

Ymania坦言,相比于现今的福音派教会,汤加的本地宗教和西方传教士自19世纪以降建立的基督教教会对于汤加leitis群体明显持有更加包容的态度。Ymania本人既是一名基督教徒又是一名leitis,在过去几十年的岁月中,Ymania一直持续不断地对于自己的宗教信仰和性别身份进行反思,也因此学会了在自己的两种身份间寻求平衡并坚信自己一切奋斗的正当性。Ymania笑称,自己曾经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外扔下30片银叶子,因为“在圣经中,30个银币就可以换取一个奴隶的性命,所以我向联合国总部扔下30片银叶子,‘赎买’我自己的灵魂,同时借此反对针对跨性别人士的迫害。”

而同样来自汤加的Joey Matelee则不仅是一位leitis,还同时是“汤加leitis协会”的创办者和主要负责人。因为母亲在其幼年即已去世, Joey自小便由外公和外婆抚养长大;Joey分享到,虽然自己的外公和外婆一个是摩门教徒一个是天主教徒,但一大家子人即便信奉着不同甚至是互相冲突的教义却也能奇迹般地相安无事,这在她看来恰恰说明了在宗教教义之外,另有为“爱”和“尊重”预留的空间。虽然父亲反对她的女装打扮,但Joey一直坚持着自己的性别认同;在为自己的生活而战的同时,Joey还成功创立了汤加有史以来第一个leitis联合会,持续不断地为其他更年轻、因此也面临更多困境的leitis提供帮助。

Joey引吭高歌

来自马来西亚的Mitch Yusof则为大家讲述了他作为一名跨性别男性对自己伊斯兰信仰的探索。“在这个世界上,一些人会等着太阳出现、光耀大地,而另一些人则会选择在雨中起舞。”作为一名穆斯林,Mitch曾经长期纠结于自己的跨性别身份:“我常常在内心问神,为何我会活在这个世界上?因为《古兰经》里并没有任何关于跨性别的描述…”这种挣扎一直持续到Mitch遇见一位著名的穆斯林学者兼女权主义者。

在听完了Mitch的内心挣扎之后,这位学者对Mitch说:“现在你跟着我念,‘神既不是一个女人,也不是一个男人;神可以同时是男人和女人,也可以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若我心中有神,神就是我自己’。”逐字逐句跟随这位学者念罢这几句话,Mitch感觉自己瞬间领悟到了信仰的真谛,“我终于懂得了。”自此以后,穆斯林Mitch和自己的性别身份达成了和解。如今他和自己美丽的妻子和两个可爱的孩子生活在一起,继续为马来西亚的性小众运动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来自香港的细细老师坦言,自己在十三岁之后就再没有去过教堂。作为双性人的细细老师出生伊始即因为其生殖器不符合医学标准对于所谓“正常”男童生殖器之尺寸的规定而被迫接受一系列的生殖器形塑手术(旨在令其男性生殖器变得“正常大小”);而ta之所以对于教会失望,则是因为“大家虽然为我祈祷,但却是把我作为一个有缺陷的孩子来祈祷,他们认为我有这样一种‘不幸’的身体,乃是因为我有罪在身。他们笑我,也因此更让我觉得,我是因为上辈子做了什么错事才招致今生的这种不幸;即便在我做了那么多手术之后,我仍然感觉自己是有罪的。”


社会偏见:“海平面上升是同性恋导致的”

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女同志活动家Lini Zurlia提到,印尼曾经的统治者苏哈托在其长达32年的执政期内对于包括宗教组织、性少数人群在内的许多群体进行了打压,但遗憾的是,在苏哈托执政结束以后,一些穆斯林组织开始挤压性小众群体的活动空间,其中就包括2010年由于宗教群体的阻碍而导致两场相关活动被取消。

日益增长的社会压力使印尼目前的性小众倡导活动只能趋向更为隐蔽的斗争。同为穆斯林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马来西亚近年性/别小众群体的社会空间亦有缩减。Mitch提及马来西亚的某些地区设立了旨在“扭转/矫正”同性恋者的“康复中心”,而至于从事与性/别小众有关的社会活动则更是备受打压,稍不留神就会被政府归结为是“受外国势力唆使”。

一位巴基斯坦女性活动家对此深有同感,她表示,近年巴基斯坦官方在管控相关社会组织的资金来源方面越来越严格;不仅仅是社会组织,对于个体来说,要公开“出柜”也意味着要付出极其高昂的安全代价---这也是她本人至今没有对大多数亲友“出柜”的原因。她认为在巴基斯坦,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性/别小众群体能见度较低,故而导致社会大众并不明白何为同性恋/双性恋;而要改变这种情况,媒体必须要敢于挑战一些社会禁忌、对隐藏的公共辩论进行正面的回应。

来自斐济的学者、社会活动家Lana Woolf提及一个令人愕然的现象: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和海平面上升,一些斐济人开始将种种自然灾害归结为是同性恋人群带来的“不祥征兆”。作为受温室气体效应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斐济自1993年以来年均海平面上升速度是6mm/年,而就在于2017年十一月在德国波恩举办的世界气候变化大会上,斐济总检察长赛义德-海尤姆向参会各国通报了斐济将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将自己的四十个自然村搬迁至海拔更高地区的消息,其受温室效应影响的严重程度可见一斑。即便如此,将原本应该由高排放量的工业国家承担的气候变暖责任归结到性小众头上也仍然显得荒谬无比。

斐济活动家Lana Woolf

来自菲律宾的神职人员Kakay Pamaran则谈到了宗教、家庭,社会阶级与性/别小众的关系。菲律宾在16世纪成为西班牙殖民地,至今天主教徒在其人口组成中占到百分之八十以上,是故宗教信仰对其国民生活的影响不可谓不深。Kakay直率的指出,现今菲律宾社会主要的家庭组成为一夫一妻制,其中又以“男主外,女主内”为对婚姻的理想预期;但若追溯到殖民时期,其实“家庭”二字不过是殖民政府借以登记人口、稳固社会架构从而方便其殖民统治的工具而已。

Kakay还指出了由对 “家庭价值”的想象体现出来的菲律宾社会的阶级差异:一般来讲,对“家庭价值”的讨论多集中在占菲律宾总人口比例不到百分之二十的中产阶级人群;而对占总人口比例百分之七十的贫困人口而言,“家庭”则是一个更加不确定的、要经历现实生活无数洗礼的切实选择。

不可否认,kakay的发言向我们指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如果一男一女,一夫一妻,“男主外女主内”的婚姻架构并非如国家大典或宗教教义中宣扬的那般光鲜动人、理所应当,那么性/别小众的不那么“正统”的亲密关系乃至婚恋关系是否也应该得到大众多一些的理解和认同?答案不言而喻。


同志家庭:彩虹宝宝的诞生

除了围绕同性婚恋关系展开的辩论,同志家庭和同志父/母也历来是公众关注的重点。并不奇怪的是,许多社会保守势力往往以“毁婚灭家” 作为其反对同性婚恋关系的主要论点,认为一旦合法化同性婚姻、允许包括同志在内性小众群体拥有合法成立家庭的权利便是冲击本来“稳定”、“正常”的社会架构;而令同志群体拥有更为自由的收养权和生育权对这些保守势力来说则更是不可想象---“小孩子会出现心理障碍”、“小孩子由同志父/母抚养长大就会变成同性恋”的声音犹然在耳。

刨除这种声音中明显将“同性恋”病理化、问题化的思路不谈,仅从学术界的部分研究来看,已经有相当多的研究证明了“来自同志家庭”这个前提并不会给孩子带来任何必要的负面影响。

来自台湾的学者杨佳蓁(美国曼菲斯大学谘商、教育心理与研究学系助理教授)引用维吉尼亚大学心理系教授帕德森(Charlotte Patterson)指出:同性双亲与异性双亲的子女,在个人心理发展、性別发展、社会关系上,并没有显著差异;不仅如此,“甚至有部分研究显示:同性双亲的子女在某些发展向度上更优于一般家庭的子女”。杨佳蓁引用来自美国全国女同志家庭长期研究(National Longitudinal Lesbian Family Study,NLLFS[ii])一项研究成果表示,同志母亲的青少年子女在社会、学校/课业、整体能力上都高于一般父母家庭中的子女,而且较少出现社交问题、常规破坏、攻击性、行为问题(externalizing problems)”。

虽然学界相关研究不在少数,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于彩虹家庭仍然知之甚少。不出预料地,我在参与这次“彩虹家庭会议”期间遇到了好几对同志父母和ta们的彩虹宝宝:会议主办者之一Hepworth女士有两个可爱的小男孩,在会场缠着妈妈要抱抱,而妈妈分身乏术,只好将其中一个小不点交给她称之为“my work wife”的一旁的摄影师Sophia(她同时还是一位有名的女同志导演)。

主办者之一Bess Hepworth

来自菲律宾的电影导演Cha Roque(同时是一名自我认同的女同志)专门为自己15岁的女儿Hannah拍了一部纪录电影《如果我当时知道要对你说些什么》,在记录女儿成长过程的无数片段中加入旁白,讲述了自己身为女同志母亲向女儿“出柜”的艰难心路。放映结束后,主持人有意问Hannah“作为故事的主人公,有没有什么想与现场观众分享的?”这位如今已经十五岁的少女思考一会儿,对着递过来的话筒说道:作为我妈妈的女儿,我承诺会永远为彩虹家庭而斗争…我会让大家都知道,爱是让我们成为一家人的唯一条件。

在“Call Me Daddy!(叫我爸爸!)”的小组讨论中,来自台湾,美国,澳大利亚和香港的共五位同志父亲和听众们分享了自己的求子-育儿之路。五位父亲均西装革履、风度翩然,其中既有台湾著名影像公司的负责人、香港IT界精英,也有跨国公司驻港的执行总裁;虽同为同志父亲,他们在求子路上经历的困难却因人而异。

总体说来,父亲们一致认为男同志伴侣求子比女同志伴侣更加艰难,因为不同于女同志伴侣,男同志不仅需要一位卵子捐献者,也通常都还需要一位代孕母亲,才能够最终实现育儿的梦想;就求子渠道而言,在场的五位父亲基本都是通过与各个不同的代孕/卵子捐献中介进行合作来寻找符合自己预期的捐献者/代孕母亲资料。期间辛苦不一而足,在场的五位父亲无一不感叹,最终成功抱得麟儿,不仅要归功于长期孜孜不倦的奔波与寻找,更要归功于冥冥之中那一点“上天眷顾”。

来自台湾的Jay在多次失败的中介匹配之后,是从自己一位女同志友人处获得了卵子捐献,因为“她和她的同性伴侣也有一双子女,因此她们马上就理解了我同我男友想要孩子的迫切愿望”。来自美国伊利诺伊州的Brian目前和自己的伴侣一起生活在香港,出于对于家乡的眷恋,Brian在漫长的求子过程中一心想要找到一位伊利诺伊“老乡”来作为卵子捐献者,但这个愿望却迟迟没有办法达成。意外之喜在一次次希望的破碎之后终于来临:一位就职于伊利诺伊某卵子捐献机构的女性负责人在了解到Brian的心愿之后自告奋勇成为了Brian的捐献者。在寻找到合适的代孕母亲之后,Brian的儿子终于出世。

不难发现,从国籍和公民身份上看,五位同志父亲均来自较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五位父亲中三位来自美国和澳大利亚,剩下的则分别来自中国的台湾和香港。究其原因,虽然“在香港定居”可能是这五位同志父亲得以被邀请参加这次分享的直观原因,但也不可忽视在这种直观原因之后的阶级差异—能够获得在香港定居的资格乃至获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这本身就体现出了相当的阶级特权,而这种居民身份又可以反过来继续赋予他们更多的权利。

换言之,我们应该对于被呈现在镁光灯下的“同志父母”的代表性(国籍,阶级,种族,性别等)进行交叉性(intersected)的反思,尤其应该意识到,在衣着光鲜的同志父/母的媒体形象之外,另有许多因为缺乏足够的社会/经济/文化资本而无法被人看见的同志群体,而ta们对于“性/别小众”之家庭组建、养育儿女的理解可能是非常不同的。在健康阳光、中产阶级式的同志论述之外,我们必须还要给其他有关性/别小众的论述留下足够的空间。


双性人:体内存在两套生殖体系,也可以不是病人

近来来在有关性/别小众的论述中,原本的“LGBTQ”后又慢慢出现了一个“I”,这个“I”指的便是“双性人(intersex)”。双性人(Intersex),又称间性人,根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报告,这个名词指的是由于染色体、性腺、性激素或生殖器的变异导致“不符合男性或女性身体的典型二元概念”。

值得一提的是,相较于同志群体关于性倾向的斗争和跨性别群体关于性别身份的斗争,双性人关于身体自主权的斗争明显更加不为外界了解,能够得到的支持也明显较前两个群体更少。不同于其他性/别小众群体更早开始的平权时间线,直到2003年国际双性人组织[iii](Organization IntersexInternational)才首次在美国成立;而时至今日,不少社会对于“双性人”的了解都还只限于坊间奇闻中的“雌雄同体”,其切入视角也多因集中于“嘲弄”和“可怜”而无法对该群体有更客观详尽的认识。

不仅对于社会大众来说是如此,就LGBTQI中的非双性人群体而言,很多人也都不清楚这个字母组合最末端的 “I” 所指为何。正是因为人们普遍对于双性人群体缺乏了解,这次“2018亚太地区彩虹家庭会议”专门邀请到了两位双性人的代表,分别是来自香港的细细老师和来自澳大利亚的Morgan Carpenter,以期为公众呈现更多双性人群体的现状。

作为一位活跃在双性人平权运动中的社会活动家,细细老师以其时而温婉细腻时而凌厉幽默的讲座风格令人印象深刻。我曾好奇,细细老师之“细”究竟是何来由,后来慢慢认识到ta的幽默性格之后,方敢大胆猜测:也许这个“细”(也就是粤语中“小”的意思)正是ta用来揶揄这个擅自为双性人指定性别的医疗体系的一种方式。

细细老师出生伊始便被医生判断为男性生殖器过于细小(用Ta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几乎是zero”)、未能符合“正常”的标准,也就为了这个彼时医学界认定的“正常”尺寸,细细老师自幼童时期就被迫接受了一系列的从全身调取肌肉组织填充到“阴茎”以令其达到“正常标准”的所谓“矫正手术”;待到后来发现原来其身体内竟然存在着两套生殖体系,细细老师已然按照医疗体系指定的“男性”身份生活了许多年。

不过这还不是故事的结尾---人到中年,细细老师在某次医院检查中突然被告知,若继续保留其男性生殖器官有可能增高罹患癌症的危险万般无奈之下,细细老师只有再次舍弃自己的男性器官,转而开始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像细细老师这样的双性人还有太多太多,在ta们漫长的生命里,ta们不仅被迫服从医疗权威的诊断、失去对自己身体的主导权和接受所谓的“性别矫正手术”,还要忍受一次次手术带来的后遗创痛,甚至还要承受社会的有色眼光乃至暴力。双性人不是变态,也可以不是需要被诊治的“病人”,ta们所需要的不过是和任何其他人一样的权利---生存、自由选择性别、保持身体完整和自由选择是否进行医疗手术的权利。


香港“国际不再恐同日”系列活动

因为这次“亚太地区彩虹家庭会议”刚好碰上在香港举办的“国际不再恐同日(IDAHOT)”系列庆祝活动,与会的各国代表决定要在下午闭会之后到位于渣打花园的活动现场表达支持。

国际不再恐同日(International Day againstHomophobia, Transphobia, and Biphobia,简称IDAHOT)由加拿大大学教授和社会活动家路易斯-乔治·汀(Louis-Georges Tin)先生在2005年首倡,节日庆祝定在每年5月17日,因为这正是在1990年5月17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将同性恋从国际疾病与相关健康问题统计分类中删除的日子。除了倡导建立“国际不再恐同日”,路易斯-乔治·汀还创立了“国际不再恐同日委员会(the IDAHO Committee)”,致力于唤醒世人关注对同性恋、跨性别与双性恋的恐惧,因性倾向性别认同,而产生一切加在肉体上及精神上的暴力及不公平对待。

这次“香港2018IDAHOT”活动由“一点粉红(pink dot)”、“大爱同盟(Big Love)”和“彩虹之约(covenant of the rainbow)”三个组织主办,邀请了来自宗教界、政界、娱乐界、学术界、学生组织和国外性/别小众活动家等多个领域的多名代表,包含了同志、双性恋、跨性别、双性人等十分多元化的酷儿类别。

不得不说这次的活动安排颇具心思:除了设置在渣打花园西侧的主舞台外,在花园东南侧还另设置了一面“彩虹墙”,墙上贴满了写着“exclusion(排斥)”“homophobia(恐同)”和“discrimination(歧视)”的胸章,分别对应着性/别小众群体可能遇到的不公正待遇;每个参与者在从墙上摘下一枚胸章以后,便可以在志愿者的帮助下于旁边的手工坊将这些胸章用彩砂制作成美丽精致的彩虹胸章,象征着“彩虹抹去歧视/排斥/恐同”;而在西侧的主舞台上,持续近五个小时的宗教仪式、个人故事分享和精彩的艺术表演更加让观众应接不暇。不得不说这次活动的举办十分成功。

贴满徽章的彩虹墙


宗教人士为受压迫的性小众群体祈祷


参加这次会议还有“国际不再恐同日”的相关活动让我感触良多,一方面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这种“跨国彩虹家庭”的魅力—无论是牙牙学语的彩虹小宝宝,风姿绰约的汤加leitis或是拥有中性迷人气质的社会活动家都让我感到从未有过的振奋,然而另一方面,参会者的发言都说明了现在在亚太地区的许多国家,性/别小众群体面临的情况仍然不容乐观。


需要说明的是,这次会议中没有来自中国大陆的代表。对于这一点,会议的主要组织者Bess Hepworth曾十分遗憾地向我解释,早在2017年第一届彩虹家庭会议在香港召开之时,主办方就已经向中国大陆的有关团体发出邀请函,只是出于某些原因,中国代表最终无法成行。



[i]GIN的完整英文缩写是GIN-SSOGIE,翻译成中文便是“全人類不分生理性別、性傾向、性別認同與性別表現的全球信仰網絡”。

[ii]NLLFS從1980年代開始追蹤一群女同志家庭的子女發展,是目前在相關議題上最長期、規模最大的研究專案。杨作者所引用的研究成果来自NLLFS發表於2010年的一篇研究论文。

[iii]在台湾翻译为“国际阴阳人组织”,但因“阴阳人”词义存在争议,故此处改译为“双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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