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女性

麦金农:那些法律没有做到的事情,#Metoo做到了


作者 / 凯瑟琳·麦金农

翻译 / 朴西

首发 / 新媒体女性

无论在法律层面还是实际生活中,因为#Metoo运动的开始,那些如潮涌般不断的在传统和新社交媒体上反性骚扰的发声,正强拆着两个横亘在终结性骚扰道路上的障碍:对受害者的怀疑”和“轻蔑的去人性化”。(译注:此处的去人性化可以理解为要求受害者应该是完美的受害者。)这是反性骚扰法律一直没有做到的。

确实,这一部将性侵害首次放在权力不平等框架下分析的法律,为此刻#Metoo运动取得的成果缔造了先决条件。然而在#Metoo运动之前,尽管有相关法律的存在,施害者轻易的否认与对受害者的轻视,仍旧为施害者遮掩他们的行为提供了相当的便利。

很多性侵害的受害者指出,事实上“举报”并没有什么用。这些举报通常被流于程序地以——“她不可信”或“她当时也想(这么做)”——这些说法来处理。在对校园性侵害事件近数十年的跟踪研究中,我发现,通常需要三到四个女性对同一个男性做出相同的指证,才能稍微攻破施害者的否认。这就意味着,在指控性侵害的过程中,在证言的有效性上,一个女人只能算作四分之一个人类。

并且,即使受害者被采信,即使施害者被惩罚,他对她造成的伤害也远没有他最终受到的惩罚获得更多的关注。在这个性别不平等文化中,男性施害者的“价值”远比女性受害者的“价值”重要。他的事业、声誉、财产、心理与情感的平静都被放在考虑范围内,而她,毫无价值。(译注:参考众多的例子:很多位高权重的男性被告发之后,很容易就可以用被“诬告”这种借口来推诿,即使之后被证明性侵害的事实,有很多言论会认为是受害者“毁了”施害者的“前途”。)有时候更糟糕的是,即使她(被性侵)的事实被采信,但却被认为不如他的成就重要,这再次说明她不重要。

这种性别结构性不平等也为男性带来获取性资源的便利,当他拥有更多的权力和资源时,他也更容易通过胁迫来获得性资源。

我们通常会认为,当某种行为被法律禁止时,它或多或少会停止。这对那些特殊的行为可能适用,但对性骚扰和强奸——这种从根本上是因为社会结构不平等而普遍发生的行为并无作用。

法律在数十年前就已明文规定同工同酬,然而到现在也没有实现,名义上,种族歧视已经是不合法的,但现实是有色人种仍受到歧视。正如反性骚扰法,当法律想要禁止某种行为(译注:如法律想要禁止性骚扰)而该种行为背后的不平等文化仍在法律内部运作时(译注:如性别不平等的文化),这种倡导平等的尝试,将会被系统地拒绝。

这个长期阻碍着想要通过法律诉讼来解决性骚扰问题的僵局,现在终于被打破。#Metoo运动所带来的妇女的声音,正公开和不断地挑战结构性厌女、性别化的种族歧视与阶级不平等等问题。与之前不一样的是,这次,当权者不得不正视这些问题。

这次,当权者与权力机关开始认真对待性侵害的问题,并采取了前所未有的行动。现在性侵受害者不再被认为是骗子,不再被认为毫无价值。她们的声音正引发任何法律诉讼都没有办法相比的成果,一方面是因为法律不会放过任何施害者,另一方面更是因为妇女的声音开始被社会所相信,她的价值被肯定,这是法律做不到的。妇女一直都在说着这些事儿(性骚扰), 但现在,社会对性骚扰事件的态度终于发生了改变。

对骚扰行为的厌恶——例如掌握权力的男性不想与骚扰二字发生任何关系——将会改变工作和学校环境,正如它将对那些性侵害的偶发或惯犯起到法律无法做到的遏制作用。一旦认清性侵施害者只是一些利用社会不平等结构来占便宜的性沙文主义者并排挤出文化外,我们将有可能改变社会,改变强奸文化。

反性骚扰法可以伴随#Metoo的发展做出相应的改善。把那些因#Metoo运动而改变的社会约定俗成的做法纳入法律范畴,将可以,并将会改变反性骚扰法本身。一些实际的做法可以记录下#Metoo运动的此刻。从制度性以及法定上的改变——包括对各种形式的掩盖性侵害事件的保密和不透明机制的禁止与限制——来加大对受害者的隔离保护,例如强制仲裁、保密协议、甚至在人身伤害情况与多重犯罪情况下可以签订沉默不公开协议。

对于一切形式的歧视,包括性骚扰,制定一个有现实执行意义的限制法规至关重要。能够起诉个体犯罪者及其助推者,连带他们所在的机构,可以改变促使这些行为发生的激励机制。唯一能与此时事态发展相匹配的法律改变是制定平等权利修正案,将国会的权力扩张至立法禁止性侵害以及对现行的法律进行司法解释,保障所有人在宪法的保障下的平等权利。

然而正是#Metoo——这场以前被忽视的起义,令受害者不再被认为是荡妇跟骗子,这些污名变得不堪一击。这,正改变着一切。反性骚扰法为其奠定了基础,而今天,则是运动的浪潮在不断撼动着这个性别不平等的等级结构。


作者简介  凯瑟琳‧爱丽丝‧麦金侬(Catharine Alice MacKinnon):美国著名女权主义法律学者、社会运动家,目前任教于密歇根大学法学院及哈佛大学法学院,核心关注议题为性骚扰和色情。著有《不修饰的女权主义:论法律与生活》和《通往女权主义的国家理论》等。

原文链接  https://www.nytimes.com/2018/02/04/opinion/metoo-law-legal-syste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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