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女性

日本#Metoo写真集:职场歧视欲说还休

 

作者 / 祁雨晨

首发 / 新媒体女性

上周,水原希子与KaoRi再度点燃日本#metoo的火炬。日本Me too运动始于2017年12月,借由推特话题酝酿发酵,在短短数天内便达到高潮,而在之后的4个月中陷入倦怠僵局。这两位勇敢的女性无疑是为这场网络反性骚扰运动再添薪火。

4月1日,模特KaoRi发表了一篇长文控诉了艺术家荒木经惟对她长达16年的歧视与压迫。4月9日,模特、演员水原希子利用Instagram的Story功能发表了一段声援KaoRi的文字,并说出了数年前被迫在二十多位陌生男性的注视下拍半裸照的羞辱回忆,最后她质问荒木经惟:“对你来说,女性究竟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有什么必要对一直以来扮演着您的缪斯的KaoRi施以精神上的逼迫?正因为您也为我拍摄过好几次,所以我单纯地觉得遗憾。“

(“已经4月了。距离#metoo开始已经过去6个月了(编注:KaoRi指美国#metoo)。虽然觉得已经跟不上趟了,但我还是想说些必须说的话。这是终于认识到与其信任成年人、不如成为相信自己的成年人的我的失败谈。”)

KaoRi与水原希子的告发使得日本的metoo运动进入国人视线,也许有人会误解这是一个开始。而实际上,如果没有更多受害者说出“metoo”,这有可能只是火焰熄灭前的一点余烬。

日本#metoo运动早在2017年12月便拉开了序幕。网络作家Hachu在BuzzFeedNews的采访中,披露了自己曾受到过来自前上司的性骚扰。

这位前上司叫岸勇希,是日本广告界大佬、电通(日本知名广告代理公司)史上最年轻的创意总监,曾获得过广告界的奥斯卡——戛纳国际创意节(Cannes Lions)的金奖。

他说:“马上到我们喝酒的地方来,不要空手来,带可爱的女孩子一起过来。像你这样没有利用价值的人只能让你做点介绍工作。”

我曾经在半夜被要求“现在来老子家”……(岸勇希)突然打电话过来,问我在哪里,在做什么,就算已经睡下了也还会被要求“现在来不就行了”。如果我直接说“我在睡觉”,他也不会非得要我去,就是第二天我会被说,“既然来了我的部门,深夜应酬是理所当然的。”

(来源:https://www.buzzfeed.com/jp/takumiharimaya/hachu-metoo?utm_term=.xlKxBJ1J4#.nfBaNM3M7)

Hachu的自叙得到了各方响应。日本“政治偶像”町田彩夏在推特上写下了她接受电通面试时,被问到的含有强烈性别歧视与骚扰意味的问题,并打上了#MeToo的tag。这条推特在3天之内被转发了34000+次。

(“‘你怎么看待高桥祭——因过度劳动而不幸去世的电通职员——的死’、‘我很不喜欢你这么漂亮的姑娘这样干脆地表达想法’、‘把女人当成武器’、‘妆太浓’、‘裙子太短’,以上都是我在面试电通的时候听到的话。迄今为止,我一直觉得很害怕所以沉默着,但是因为不想让未来就职的同学们有这样的回忆,所以我必须发声。”)

日本朝日新闻社报道称,在Hachu控诉自己遭受性骚扰之后的两日内,日本的推特数从世界第八位(6万左右)跃至世界第三位(7万左右)。而根据NHK报导,含有#MeToo标签的投稿数于12月中旬达到了5万多件。

(图片来源:https://www.nhk.or.jp/gendai/articles/4088/)

并且,随着MeToo运动在日本网络上的发酵,原本一些眼看就要沉入黑暗的反性骚扰事件再度被拉回天光里。例如,伊藤诗织(化名)控告TBS电视台华盛顿分局的负责人山口敬之“强奸未遂”的案件,她分别于2015年与2017年两度起诉,两度均被驳回,而2017年10月开始,外媒开始以“日本#Metoo”为切入点报道她的案子。

(伊藤诗织于新闻发布会上)

那么,除了社会上的知名人士,日本的普通网民又是如何看待MeToo运动在日本蔓延的呢?

朝日新闻社于2017年12月26日至2018年1月17日期间,发起了名为“你怎么看#MeToo”的网上调研,其中一个问题便是“你如何看待‘用#MeToo来说出性骚扰与性侵害’这件事?”五个选项分别是有共鸣、有点共鸣、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没有、不怎么有共鸣、没有共鸣。 如下图所示,表示有共鸣或稍许共鸣的参与者达到88.9%。

(来源:http://www.asahi.com/opinion/forum/062/)

参与回答的网友也留下了自己的声音。在表示有共鸣的535个留言中,许多女性说出了自己遭受过性骚扰与性别歧视的经历。

我被亲戚性骚扰了,所以无法跟周围人开口。

我被上司骚扰了数月。精神上遭受的伤害大到无法正常工作和生活,最后我非常担心自己会被侵犯,所以向上层反映了自己被性骚扰的情况。然而,我只得到了对方仿佛想要掩盖性骚扰事实的回应,所以我就跟其他几个高管也说了。但是到现在,对骚扰者的正式处分还没有下来,他们反而因为担心这件事会对加害者的工作和家庭生活造成影响,还在帮助(加害者)。


怀孕后肚子已经很明显了,我去和女性上司商量休产假的事,却被她指责“为什么不避孕”、“又不是十几岁的小孩子”,我感到非常震惊。她还在公司里到处说我“只主张自己的权力”之类的坏话,把我逼得只能产假一休完就回去工作,连育儿假都休不了。如果不是品行特别正直的人,很有可能会说“抱怨的人才有问题”。这种风潮很奇怪。

然而关于#MeToo,日本网友的舆论并不全然像这个网络调查所反映的那样,受害者同仇敌忾讨伐加害者。对水原希子的告发,Girls Channel上展开的讨论方向就截然不同。得到点赞数最多的几条评论中,有对她挺身而出的勇气加以赞赏,有对她的表达表示赞同,也有质疑她平时大胆出位的行事作风,认为“这个人就算这么说也完全没有说服力”、“水原小姐私下里不也会发很多激突的照片吗?”还有网友质疑水原希子“顺势炒作。”

(来源:http://girlschannel.net/topics/1607083/)

看来,#MeToo所传达的受害者无罪精神,在日本远未达到深入人心的地步。并且,虽然12月的转推小高峰受到了社会知名人士相继发声的影响,但是那些身处演艺界、媒体界、制造业等业内真正核心的人物却沉默不语,从这一点来看,其反响与好莱坞相去甚远。并且,这样的共鸣与发声依旧被限定在推特等网络空间,尚未引发现实生活中的实名抗议运动,这一点来说与韩国又不相同。除了Hachu指控的广告界大佬岸勇希在网上公开道歉(承认有性骚扰却否认有性企图)并辞职之外,其他受到指控的加害者无一人受到实际的裁决与惩罚。即使这些发声引发了一部分人的共鸣,但还有另外一部分人对#MeToo呈现出的态度是漠然、抗拒甚至反感。

显然日本媒体也意识到了MeToo运动在日本的窘境。在谷歌搜索“metoo日本,”最先跳出的几条新闻与社评几乎都在讨论“为什么日本的MeToo运动没有起色”。笔者在这里总结diamond.jp、NHK、abematimes、newsphere等几家网站的报道,试着剖析#Me Too在日本无法大规模爆发的原因。


在现实生活中发声的女性,

往往面临着失去工作的风险。

将性骚扰公之于众之后,女性在职场的处境会更加艰难,这似乎是一种共识(即使是从事自由职业的网络作家Hachu,在公开指控岸勇希后,她收到的来自大公司的工作邀请也明显减少)。

除了被卷入“丑闻”、“性”的污名之外,这之后还有更加深刻复杂的日本女性就业结构的问题。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2017年6月27日发布的《国民生活基础调查概要》,就业形式中男性的正式工比例为78.3%,女性仅为42.2%。因此可以粗略理解为:在日本,具有劳动力的在职女性中,有一大半都是非正式工。

女性非正式就业的弊病显而易见:文书、基础性事务、兼职、打工等具有可替换性的工种大多由女性来担任,“替换你的人要多少有多少”。女性就业市场成为买方市场。从事可替换性工作的女性在遭遇职场性骚扰时,会更倾向于采用“更聪明”、“更迂回”的方法,比如私下传递性骚扰黑名单、练就一双雪亮的眼睛、辞职等,这比当众指控骚扰者更为“有效”。笔者认识的一位长期从事记者职业的五十岁男性曾表示,“新闻行业性骚扰情况尤其严重,因为女性记者一般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工作。她们对目前的工作越有热情,越难说出Me Too。”


日本文化中关于委婉表达与察言观色的偏好,

使得遭遇性骚扰的日本女性无法果决说“不”。

“读空气”、“以心传心”都是日语中意会优于言传的表现,然而在骚扰者与受害者对于“这是不是性骚扰”的判断上,这种暧昧的语境显然无助于理清事实。我们可以在Hachu和伊藤诗织的案例中看到,被指控性骚扰的一方往往用“以为我们是两情相悦”来脱罪。并且, “为什么现在才说,当时干什么去了”、“没有把话说清楚也是你的不对”等等对于受害者的质疑也不绝于耳。


相关法律的空白,

使得说出口的Me too无法转化为下一步的行动。

日本对于性别歧视的法律只有1985年制定的《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与1999年的《男女共同参加社会基本法》。而对于性骚扰的明确规定,只有《男女平等雇佣法》中,对于企业经营者的规定,明示了企业经营者必须拥有应对性骚扰等问题的意识。然而,发生性骚扰之后的处理与惩罚机制则尚不明确,更加缺乏对于企业经营者与实施骚扰的加害者的问责体系。事实往往是,受害者在跨越种种困难向企业经营者及高层求助时,性骚扰问题往往无法在企业内部得到妥善地处理。从受害者分享的经历来看,她们受到二次伤害的现象十分普遍。即使受害者决定在企业外部解决问题——提出诉讼,法律条规的不完善也只会将受害者的痛苦拉得更加漫长。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能够在现实世界中挺身而出的受害者,往往是已跳出企业这个庞大的机器的自由职业者,或者像水原希子一样,由于混血身份与职业特殊性,拥有一个更加国际化的身份认同。

#Me Too是一次浪潮,反性骚扰运动还在路上。日本媒体虽然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较为悲观,但日本女性的性别意识“觉醒”已成事实。在Me Too中发声的当事者们以此为契机,更加积极地在公共空间探讨该如何提升女性的职场地位与生存状况。致力于解决性侵犯、性骚扰、怀孕歧视、权力骚扰问题的市民团体也积极在网络上发起各类倡议运动。

同为性侵受害者的小林美佳发起的“性犯罪被害者交流会”,从2009年起便致力于反性暴力运动,创造了一个让被害者可以安心说出“me too”与寻求帮助的安全空间。

NPO组织Matahara Net于2014年在facebook成立,2015年实施了两次网络调查,分别针对“怀孕歧视”与“非正式工妈妈生存状况”,并发起了改善非正式工妈妈休假条件与育儿环境的署名运动。

2017年,公益项目Belief为了推动刑法中关于性侵犯条例的修改,发起“为性侵受害者考虑的刑法”署名运动并取得成功,推动了日本刑法中 “性侵”的性别规定的修改(“男性对女性”改为“不限性别”)、对于“性侵”这一行为的具体定义的放宽(不仅仅是生殖器官的接触)等。虽然现形法律仍有暧昧模糊之处,但无疑已向“保护受害者”这一目标迈进了一大步。

 

(图为伊藤诗织与Hachu 在2018年2月在东京举行的商业会议「MASHING UP」上谈如何防治性骚扰“为性侵受害者考虑的刑法”署名运动)

(Belief “为性侵受害者考虑的刑法”署名运动制作的小视频)

性骚扰问题只是冰山一角,#Me Too只是撬得冰山微微晃动的一根小杠杆。无须怀疑,支撑日本旧日社会的男女性别角色与分工适应不了当今日本社会的剧变,女性早已走出家庭,走出“贤妻良母”的角色设定。非正式工制度与企业中的男权文化带来的旧日温存,是对日本女性最后的歧视与压迫。而日本社会想要实现彻底的现代化、性别平等与社会正义,反性骚扰运动就必须与女性职场地位与生存状况的改善运动同行进行。 


[1]性犯罪被害者交流会:http://www.micatsuki.com/link.html

[2]matahara net:http://www.mataharanet.org/

[3]Belief-watashi:https://www.believe-watash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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