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女性

靶子别打错,女利主义来自女性全面焦虑

作者/观尔 2016/09/26

在这种大环境下,女利主义者面临的压力可以并只能以挤压底层甚至网络暴力的形式表达出来。那些对“凤凰男”难听的侮辱,对“被压榨的女儿”难听的埋怨,对“穷就别生那么多”的弱肉强食逻辑的认同,正正是资本市场和父权社会共同作用下,女人的强烈反弹。

伦敦大学学院政治理论博士生孙金昱发文在端传媒的《女权主义如何面对社会底层的性别歧视?》指出,现在有的女权主义者把底层视为敌人和病症,对“凤凰男”、“屌丝”充满歧视。这样下去,女权的主张将会不可避免地走向自我矛盾。

此文文首举例了体操运动员商春松对原生家庭的供养,被女权主义者怒斥重男轻女;病逝的演员徐婷被认为是被原生家庭压榨到无力透气的女儿两个事例,来提醒大家,家庭中男女平等的女权呼声有着走向歧视底层的巨大危险,甚至来自底层的女性也不能幸免被视为帮凶或主谋。

我同意《女》文中关于贫穷让性别不平等问题更加凸显的论述。但是对给“女权主义”戴上歧视底层高帽的判断却可以带出更多的讨论。

女权主义vs女利至上

“女权主义者仇视底层,不能逃出中产精英独立女性幻想的泥沼”这种论调并不新鲜。早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党内就有过一场关于女权主义的讨论。历史学家王政发现,从西方而来的女权主义伴随着资产阶级这个修饰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贬义词。在中共的定义中,女权主义意味着资产阶级妇女对平等权利的狭隘追求,而没有开展政治和经济革命。

故在中国共产主义话语里只有妇女解放革命,而没有女权主义革命。

这种逻辑也顺延到一部分现今的左翼思想浪潮中。“女权主义无视底层,罔顾阶级”成为了一句人人皆可喊的稻草人口号,为各种理论流派提供了靶子,供各种流行文化当背锅侠。

而这次女权主义则是被用来为女利主义者背了一大黑锅。

在当下中国,能见度高的“女权主义”话语和我们在理论书本上看的“自由主义女权主义”、“激进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等等学术流派有所不同。实证分析要求相关学者清楚了解被网络放大的“女权”话语和实际存在的女权学术派之间的区别。从战斗力强但某些价值观仍然未能分析清楚反歧视内涵的“百度贴吧女权主义”,到聚集了各种个人生活中感知到性别歧视的、有的从贴吧转移阵地的“微博女权主义”,至海外性别研究留学生为主体的“知乎女权主义”,一个数量巨大的“网络女权主义社群”已经形成。这个社群在某程度上和中国当下女权主义运动互相促进发展。

但是负责任的研究者们应该看到,在中国女权运动的努力下,女权主义风潮让很多网友自我认同为女权主义者。在严谨完整的女权主义论述角度看,不少这类朋友其实属于女利主义,而不是女权主义的:她们反对针对女性的性别歧视和暴力,并希望在已有的社会制度中用一切手段保障女性个人利益,以新自由主义话语下个人上升发展为奋斗目标。她们精力充沛、对现实中的性别歧视感到不满、具备言说能力、在一些专业范围能独当一面、并且对与男权相关的一切人或物充满战斗力——她们用或嬉笑调侃,或手撕对骂,或强烈控诉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诉求与理念,希望更多女性能够自我独立强大,在丛林社会中取得胜利。

正因为这种希望打碎个人发展障碍的强烈愿望,让这些女性表现得如《女》文中所指出的“仇视底层”:仇恨既男权又贫穷的屌丝,仇恨男权家庭,甚至对底层女性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但女权主义是一个非常包容的、不设严格门槛的、能够理解不同情景妇女不同处境和理念的万花筒。没有女权主义者会把女利主义者定义为所谓“伪女权”,不会像某些要求女权主义“清理门户”的呼声一样,把本来就处于性别压迫下的妇女共同体撕裂。这也是女权主义理论在百年来能够不断丰富、革新、吸引无数有志之士投身女权运动中的魅力所在。

女利主义者的出现,揭露了社会正在遭受性别歧视的这一问题,而女权主义则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女利主义者有可能通过更多公众教育和意识提升成为学理意义上的女权主义者,两者并不是敌对关系。

很需要澄清的一点是,研究者们在走马观花浏览网络世界言论的时候,要警惕个人直观感受被网络言论放大。《女》文指控女利主义者只骂穷屌丝不骂王思聪,实在不是真实状况。各种名人富商高官发表性别歧视言论时,战斗力强大的女利主义网友骂声一片,蔡英文被中国官媒用性别歧视言论抹黑后,网络上的女利主义者发起了非常激烈的讨论,并且也许因为她们的不满,官媒最后删除了这篇文章。

看不到女人骂王思聪往往是因为不想看到女人能骂王思聪,当然也可能有大资本家具备删帖删留言的能力的原因。如果要得出《女》文的结论,对相关微博关键词做一次词频分析可能会得出不一样的结果。

女利:市场视角下女性焦虑集体发作

女利主义者在追求自己个人上升发展的路上可能对其他群体造成阶级歧视,是事实。但并非指出这个事实就足以敲响警世钟。“中产立场的女性不关注底层、逃不出精英幻想”这种判断谁都能轻松说出来,老生常谈的批判无法产生新知识。

如果只批评女利主义者歧视底层、特别是歧视底层男性,而不去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就等同于假借阶级之名批评那些想为自己争利的女性。借一位女权主义行动派的话,这种批评翻译成大白话就是:“底层那么惨,你们这些女人怎么可以在微博上冠冕堂皇地谴责穷人,切割与穷人的关系,只顾自己的权益呢!”

能见度高的女利主义者都借助了新兴的自媒体发声,这和她们的母辈相比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女性失语的困境,还因此更有机会被联结在一起,形成更大的声音。

而今天的中国正处于一个新自由主义市场,这个市场企图以行政力量日渐降低社会的福利政策,倡导不真实的市场自由。国家主义的威权与家庭私有制下的父权家庭影响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同阶级、处于不同情境下的妇女都感受到了性别歧视对自己生命的巨大影响——这并不是有资源有学历的精英女性才能感知的事情。我接触到的产业女工几乎都能在谈吐之间表达自己遭遇原生家庭的剥削、遭遇丈夫婆家的不公对待,遭遇工厂性别规范的束缚。而摆脱失语状态的女网友们比仍在失语状态的妇女更能够大声地把不满和怨气喊出来。

这种呼喊反映的,并不仅仅是精英主义排斥底层现象那么简单。这种呼喊代表了女性在面对父权社会、资本市场和国家暴力时,焦虑的集体喷发。

资本主义逻辑要求社会上的每一个人做好每一个岗位上的螺丝钉,怀抱对未来多劳多得的美好幻想,奋发向上。丛林法则流行的社会中大多数人都不甘心成为金字塔的底层,都在不停向上爬。特别是由原生家庭投入大量资源进行教育和自我增值的“精英女性”,更不能在这个丛林中有所懈怠,不然这场投资就亏了。而父权制的逻辑则是把女人捆绑在婚姻和家庭中,以爱之名鼓励女人对家庭无偿贡献。女人在市场和家庭的双重压力下活得一点都不比男人轻松。

但是女人可不蠢。不少已经能够洞悉这套游戏规则的女性为了在丛林中自保,就只能把个人利益精算到极点。就业环境充满性别歧视、玻璃天花板越降越低、随处可见的职场性骚扰已经让女性劳动者活得喘不过气;而公共福利越来越少,随着住房、育儿、养老等社会主义遗产的缩水,被安排到要承担更多家庭责任位置的女性肩上的负担则越来越重。一场不划算的婚姻非但不会让自己过上更轻松的生活,反而会带来很多与关系、经济、过分情感投入、阻碍未来发展有关的滞涨中。

在这种大环境下,女利主义者面临的压力可以并只能以挤压底层甚至网络暴力的形式表达出来。那些对“凤凰男”难听的侮辱,对“被压榨的女儿”难听的埋怨,对“穷就别生那么多”的弱肉强食逻辑的认同,正正是资本市场和父权社会共同作用下,女人的强烈反弹。

无法进入政治决策,只能着眼于市场逻辑

当今中国还没有建立一套普及性的民主机制,让所有公民都能够进入政治决策系统,参与公共政治生活,以解决结构问题的形式提升妇女地位,进而改善自己的生活。紧缩的政治环境让中国妇女根本无法触及到更广阔的政治参与世界,也没有办法看见更多社会变革的可能性。

参与过维权行动、女权运动等等的女性则可以看见更精彩的人生,但她们也是为数不多。对社会制度的不同理解能让人生命更加丰富,眼界更加扩大,但随之而来就是恐怖的政治风险,以及随时被“带走”的人身安全问题。

缺乏政治参与的土壤,人们就只能用市场逻辑来理解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仅能用资本逻辑来解释问题的人们是没有真正的办法来改善底层人民生活的。因为资本主义就是要制造一定数量贫困人口来为生产贡献劳动力。资本主义给往上爬的人们描绘了一个努力就能成功的图景,埋头苦干奔向梦想的人是不会关心凤凰男娶不娶得上老婆的——自己的还挣扎在活着的人间呢。

没有人是蠢的,被捆绑在丛林法则中的女利主义者对个人发展精算到锱铢分毫,绝对不会无法感知贫困和不幸往往来自结构性的问题。但是,难道结构存在问题我们就不活了吗?大多数女人被挡在政治决策的大门之外,异见、社运存在巨大风险,改变社会结构对很多人来说是遥远、陌生而不可取的,那么女利主义者则只能用小草般的不屈力量野蛮生长,举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旗帜遇神杀神,遇佛杀佛,杀出一条通往一个美好想象的血路来。

而作为有意愿有资源改变世界的研究者和运动者,我们不能离地谴责女利主义者在丛林法则中厮杀,然后简单地把女人归为精英或底层;也不能简单地对女利主义者贴上“仇视底层”的标签而把她们看成与资本共谋的凶手。

女利主义是问题的表征,不是问题的原因。怎样在她们中间做左翼女权主义的倡导和组织工作,考验着每一个运动者和研究者的专业和能耐。


*本文首发“端”传媒,作者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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