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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山“小紫事件”:质疑、被质疑与再思考

作者/  首发/新媒体女性  201/ /

作者/李思磐

2014/01/15

    16日,我们(广州新媒体女性网络)公开了广西蒙山县6岁女童“小紫”声称遭父母性侵害的报告。19日,蒙山县公安局公布了他们的调查结论。内容是:一、小紫“被猥亵、强奸案件成立”;二、“因犯罪嫌疑人未满14周岁,依法不追究其刑事责任,责令其监护人加强管教”;三、警方最终认定“排除黄某某父母的作案嫌疑”;四、为保护未成年人,案情不作具体公开。

蒙山县的侦查结论明显与事实不符合的地方,首先是声称“20131227日,该县公安局接到该县某小学教职工报案”。第一时间报案的是我而不是其他任何人。我们有大量录音证据证明。这不算大的纰漏,但是作为一个需要取信于民的警方通报文件,为什么不能说真话呢?

  我们的追问

111日,“梧州零距离问政网”将当地报纸《西江都市报》记者陈素雅的相关报道放到首页专题,我们可以推论,这是当地政府基本认可的报道。

陈的报道说了些什么呢?TA的消息源主要来自当地,除了报道警方的侦查结论,还采访了当时跟我接触的县人民医院医生。记者如此转述医生的说法:

“覃雄萍强调,从医学角度,当时小紫的外阴确有1毫米陈旧性裂伤,但是处女膜完整,理论上讲如果真达到‘自述’中所称曾被成年男子性侵,甚至不止一次,那么作为远未发育完全的幼女,伤情不可能只是裂伤而应当是撕裂伤。因此,在检查时她已经对‘小紫被父亲性侵’的说法一再表示质疑,最终开具了‘处女膜9点钟处陈旧性裂伤,未行内检’的诊断结论。而在第二次由警方主导的妇检,同样证实了这一结论。”

一般来说,“处女膜陈旧性裂伤”是指处女膜破裂再愈合之后的伤痕,我带孩子体检时,医生明确告诉我:“我只能说这孩子的处女膜是破了。”

1226日晚上,我带孩子们去医院时,简直是喜出望外——没有想到晚班妇产科医生会那么多,也没想到医生会那么爽快答应帮助检查并出具报告(由于担心医生们怕担责而不愿意出具书面证明,我对体检全过程进行了录音),从助手到主检医生覃医生,态度亲切而有效率,整个过程,她们只让我支付了两元钱一次性卫生垫的费用,还提醒我,晚上医院办公室不上班,如果要司法证明得加盖医院公章,可以第二天再来;在我们离开的时候,她们感谢我“关心我们蒙山的孩子”。在我的记者生涯中,我颇走过一些县城,因此蒙山县医生们的专业、善良和开明,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从这个医学检查过程,可以推知即便经济不算发达的县份,也具备了基本的医学力量,来进行儿童虐待的诊断。事实上,我跟蒙山县的互动过程基本是愉快的,我相信,加以适当的法律与制度建设,整个公权力机关完全具备防止儿童虐待的能力——如果这一核心任务不被其他因素影响的话

不过,蒙山县公安局应该有一个正式的法医结论,而不是请并没有刑事医学鉴定经验的医院医生来作司法的推论——医生只需要客观描述身体伤害的性状,而与案件相关的因果解释,则是法医和刑警的任务。如果说,蒙山县的侦查结论如报道中提及的一样,主要基于“孩子阴部破坏情况不像成人性器官侵入”,那么这里就有两方面的问题。

一、我国相关司法解释长期以来,对于性侵幼女性为采用的是“接触说”而非“插入说”(相关司法解释在2013年失效,但这一司法惯例仍然在沿用),也就是说,接触即可定强奸罪,而不需要证明侵入,因此,警方的结论建立在对强奸幼女行为定义的错误理解基础之上。

其次,如果警方仅仅因为“孩子阴部破坏情况不像成人性器官侵入”,而判断是8岁的未成年人所为,那么就需要解释: 1、未成年人的性器官是否能造成处女膜损坏2、如警方推论,未成年人可以用手指造成外阴损伤,那么警方是如何排除成年人用手指损伤的可能性?3、如何排除成年人性器接触造成伤害的可能性?

另外,关于儿童性虐待的其他地区经验表明,外阴性状在儿童性虐待案件中,不是作出侦查结论的充分或必要条件。如我国台湾地区台大医院的李建璋医生的《儿童性侵害评估》一文中指出:

“处女膜的完整性经常被当成司法判决的重要依据,但是医学鉴定对处女膜伤害却有相当局限性。一项针对205名青春期前(平均5.4岁)确定遭受生殖器插入性侵的儿童研究显示,11054%)名女孩生殖器官检查正常,仅有9546%)名儿童可以发现遭受性侵的证据。以手指插入的性侵害尤其高比例处女膜正常,以性器官插入者才较容易遗留处女膜伤害证据。

处女膜之所以完整的解释有二,一为插入物体的直径小例如手指或是未完全插入,另一则是儿童的愈合能力强,纵使遭受大人生殖器插入性伤害,还是可能完全复原。另一项针对1319岁承认曾有性行青少女的研究显示,有高达52%受试者处女膜完整。极端的案例显示青少女即使性生活怀孕了,处女膜还可能维持完整。因此,司法判决一定要考虑医学证据的局限性,寻求其他辅佐证据,才能将性侵事实还原。

众多的儿童性侵学者疾呼,儿童口述的遭受性侵事实依旧是判断是否遭受性侵单一最重要的证据,医学界、社工界以及法学界不应太过依赖医学证据。若单凭医学证据,恐大部分加害者无法定罪,儿童性侵犯罪者多属性人格违常,许多乃恋童癖(pedophile)病人,如果无法定罪强制治疗,累犯比率高达40%。势必造成社会更多无辜儿童受害。”

在报案和沟通案件侦查的过程中,我们提出请妇女儿童权利专家和儿童心理专家介入的建议,就是基于这一考虑——儿童性侵害的核心证据是孩子的证言。一方面,小紫的陈述尽管有着6岁儿童的特征,不够有逻辑,但清晰区分了成年男性和未成年男性的身体特征,以及不同身份的疑似性侵者行为的区别,假如这些陈述是虚构或者幻想的,那么需要儿童心理专家作必要的解释,为何孩子的幻想中包含了超出其年龄的知识。另一方面,长期遭受虐待,包括性虐待的儿童,会显示出一些异常的心理症状,这也需要专业的分析。

此外,即便仅仅是生理证据部分,如果真要让社会信服,警方应该公开以下信息:是否进行外阴细菌、病毒感染检测(这也是性侵害有力证据之一)?是否提取体液进行DNA检查?警方到底基于哪些理由排除了父母的嫌疑?

小紫的父母是社会经济弱势的农民,我们固然不希望清白者被屈打成招,但是要看到,儿童是弱势中的弱势者,万一存在侵害者不被制止和惩罚的情况,对孩子的伤害就会进一步扩大。我们希望警方能把案子办得更细致,能够对社会交待案情更透明。警方交待办案的基本程序和方法是为了接受社会监督,消除公众的疑虑,如果担心孩子隐私泄露,其实不必将孩子的姓氏公布。

   对我们的质疑

事实上,从公布小紫案之后,我们也面对了方方面面的质疑。关于公开的理由,我们已经在报告末尾写得很清楚,在这里不再作重复。

对于我们的行动策略,首先质疑的是,为何不直接报警,而是在发现性侵两周之后,自行带孩子体检后再报警?

 我曾经调查过一些性侵害案件,即便不是未成年人的案件,仅凭受害者陈述,警方不见得会立案——这是不合法的,但在某些地方经常如此。我们这群关注者都不在广西,而校长拒绝报案。在这种情况下,外省市来电报警,而进入学校调查时校长说绝无此事(这是校长与我27日通话时的判断),那么警方介入的机率有多大?我的经验是,有生理证据,案件才有按部就班往下进行的可能性。所以,我们决定先体检,再报案。

  继而有人质疑,为何不直接在当地报警,而是先找到广西自治区妇联?

我国的基层警力部署以男性警察为主,这样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家庭暴力、性侵害这一类发生在私领域的案件相对不被重视,或者说男性警察也相对不擅长处理家事类案件。加上小紫年龄尚幼、不通普通话,如果警方介入,她需要临时照料的话,妇联和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的体系,能够协调各方资源照顾她;即便只从人力资源上看,至少能保证有女性的陪伴,让孩子更有安全感。另外,妇儿权益维护,相对是警方重视不够的,恰恰是妇联的专业领域,尤其是儿童性侵害问题,是各省妇联重中之重。对于我们这样缺乏本地资源的NGO,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尽量迅速地寻找到照顾小紫的人。

此外,下一个质疑显然是当地政府部门代表提出来的:“@穿越时空的发条橙子:公益机构以及个人有权在没有妇联、监护人的陪同下私自带离未成年女童出外进行妇检吗?而谁赋予了你们这样的私权力? @天涯公益 释疑 如在带离过程中发生意外,请问谁应当负法律责任,也请@新媒体女性 @李思磐 解答  (111 17:16)

 我的回答是:“正因为没有权利将孩子带离,我们花了两周多时间劝告教育部门作为,在前者不作为、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援引刑法第二十一条关于‘紧急避险’的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采取的紧急避险行为,造成损害的,不负刑事责任’,我们带孩子去体检并安全送回学校,并在体检结果确定性侵害可能的基础上报警,避免孩子继续遭到侵害。”

 最深刻的质疑来自很多真正关心孩子的女权同人,尤其是社工和心理工作者。她们认为,真正能够帮助孩子的资源在当地,而我们公布案件情况,造成跟当地政府的某种“敌对”,这样最终对孩子是不利的;而媒体公开,对孩子的隐私权也可能造成威胁。

在媒体公开部分,我们没有透露孩子所在的镇和村,也没有透露其所在学校和民族,我们给孩子的匿名完全和她的名字无关,我们也没有公布任何录音、录像和图片。在所有媒体报道的儿童性侵害案件中,小紫案是隐私保护最好的。

至于媒体公开造成跟当地政府、校方的紧张关系,会损害小紫的利益,只是一种假设。我们公布事件过程,也如实记录了当地对案件的重视。而让我们作出这一决定的,一是在与当地沟通案情的过程中,我们得知警方可能要作出“未成年人是加害人”的结论,认为案情推导过于简单;二是当地在追查最初发现此案例的某社区NGO的责任,而这家NGO在小紫的学校主要从事的工作是帮助留守儿童与父母建立更好的沟通。因此,公开,既是希望让公众压力让警方更加慎重从事,也是为了保护NGO工作者的安全。

我在蒙山县,无论是接触妇联,宣传部门,还是警方,我们互动可以说都不错,虽然因为对NGO身份的疑虑,以及不给报案回执的插曲,但他们是从专业角度表明了他们的态度,譬如警方抱怨校长不报警不对,妇联表示一定会把照料孩子身心健康的后续工作做好。对于我一天下来,絮絮叨叨将近5个小时的唠叨,甚至让警方“给那些帮助小紫的孩子一些肯定和鼓励”,她们都细心聆听。

即便我们公开案件是他们不乐见的,但我相信,如果他们本来要帮助孩子,不会因为我们公开而放弃,只会更加勤勉。譬如,县委宣传部还是第一时间给我们发来公安局通报文件。不过,横亘在每个人面前的问题是一样的:“如果真是父母,那三个孩子怎么办?”没有现成的制度,也没有现成的资源配备。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案情是否大白于天下?我不敢下这个判断。作为NGO,我们已经做了我们可以做的。

然而,除了案情,正如很多朋友提醒的,更重要的是孩子的安全和健康,以及跟此事有关的两个或三个孩子的心理康复。而在这个过程中,公权力部门应该容纳社会的力量。

我们欣慰地得知,蒙山县妇联给这个山区的农家送去了一些生活用品,来保证孩子和父母能够分开就寝。她们对孩子的照顾,可能还不止于此。而小紫的学校,已经将男生宿舍与女生宿舍分开。

首先,孩子需要恢复秩序。我不知道当地会通过什么方式,让未成年的加害人矫正其行为;单单靠“父母严加管教”是不够的,警方能否在其中创造性地扮演角色,告诉未成年人规则是什么?另外,如果目前父母侵害的证据不足,警方和社区能否在近年一直跟进这个家庭,尤其是小紫的情况?不管事实如何,这是一个需要帮助的家庭。第三,小紫希望“跟奶奶睡”,她的这一愿望,能否通过社区的干部不定期探访的途径得以保障?第四,学校发生这件事情之后,校方能否对孩子们进行相关的教育,尤其重要的是,鼓励孩子说出发生在自己身上和周围的侵害?我们知道很多学校并不具有完整的性教育教材和师资,小紫学校五六年级孩子的性教育课程来自香港大学的支教学生,这直接导致了大孩子们决定说出发生在小紫身上的事情;在小紫事件之后,学校还能接纳这些外援吗?

 小紫还小,她只知道那件事是不舒服的,但还没有形成对性的耻感,也就是说,她不会有成年受害者通常背负心理重担。因此,如果警方已经留下录音和笔录,不应该再有成年人为任何目的来询问她。但小紫是需要陪伴的,如果能够允许一些儿童心理专家与她接触,对当地负责陪伴她或进行家访的人员,或者当地的志愿者给予一些培训和建议,将有助于当地形成处理类似事件的人力资源。

平复事件对孩子的影响,应该以当地警方、学校、社区和志愿者为主,但也需要当地理解政府与民间合作的重要,放开怀抱引入民间资源,而不是心怀芥蒂画地为牢。

每次儿童性侵害事件发生,公众的恐慌总是带着浓厚的道德意味,“性教育”、“性安全保护”、“女童保护”之类的说法也一再传播。昨天有位记者问我:我们对于女童保护的立场是什么?

我个人不太赞成“女童保护”的说法,这个说法似乎暗示,女童相较于男童更脆弱,但是大量虐童的案例表明,无论是在性虐待,还是其他虐待行为中,男童和女童是一样需要保护的。另外,我也不同意将“性安全”特别标记出来,这个词强化了性的禁忌和神秘感,事实上,无论是人身安全的其他方面,还是免于性侵害,都是基于个人的人格尊严、自由意志和身体的完整性不容侵犯,性并不是一个需要特殊保护的领域。我也不认为单纯的性教育可以让孩子们免于性虐待,虽然性教育能够给孩子们知识和自我保护的方法;更需要依赖一套细致、运转有效率的制度来保障他们:如医生、社工、教师、儿童摄影师等见证者的强制报告制度,一个便于报告的专业防虐待热线系统,教育机构内部的制度细化,面临亲属虐待案例时,暂行监护的儿童福利机构——在这些方面,我们还尚在起步阶段,在小紫案例中,我看到的是妇联系统既觉得责无旁贷,又觉得茫然无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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