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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节 | 崔卫平 : 母亲的孤独,我的孤独——革命后的女性


文字整理/陈紫燕
首发/新媒体女性
2016/05/08

导语:

3月26日,北京电影学院基础部教授崔卫平在广州举行了一次公众讲座。此为讲座录音整理。本次讲座主题是探讨革命母亲们的孤独处境,恰逢母亲节,故发布出来。

2016年年初,崔卫平的母亲去世了。此后,她一直在回忆和思考母亲的人生,以及自己与母亲的关系。作为一名革命女性,崔卫平的母亲并不太像一名“母亲”。她向往自由、玩乐、不做家务、不照顾孩子……也因此,由祖母带大的崔卫平对母亲有点鄙夷,觉得她“不称职”。

但在母亲去世后,崔卫平开始意识到,在动荡和革命中生存的母亲,在旧的规范已被打破,但性别规范却并没有的情况下,对个人的女性身份、母亲身份,陷入了茫然和不适中。

崔卫平母亲所处的制度,所处那个革命队伍,没有提供一套有说服力的,对她来说是适用的,关于如何对待生命,如何对待家庭,如何对待子女,包括如何对待上下辈的关系,婆媳之间,包括她自己,女性身份,以及她作为个人的成长,女性的成长。所有这些内容,在当时都不存在,被拿掉了。包括人和人之间如何相处。包括一个人的读物。“我在家看到我母亲所发到的,跟我父亲是一样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但是没有一本是“论女共产党员的修养”。”

实际上,在当时除了阶级关系外,没有其他的人和人关系的表达。除了权利的等级制、权利的垂直关系外,也没有人与人之间水平关系的表达和表述。对于人道主义人性论的长期的尖锐的批判,甚至人被抹杀了、被取消了生而为人这样的基本身份。对于女性的身份来说,要么被抽空,要么被视为不祥的。

也因此,指责革命后的女性“不会做母亲”“不称职”“缺乏母爱”是不公平的。不能仅仅说,她们怎么那么脾气坏——没有人能给她们提供援助。包括她们的丈夫,也不会给她们任何援助。

对革命女性来说,革命后的工作分配,端赖你的丈夫在什么职位上。哪怕对革命奉献的更多,包括拥有更革命的理论,也未必导致更大的权力分配。崔卫平母亲的那一代革命女性的孤独,一个是由缺乏家庭伦理造成的,一个是缺乏革命队伍里的基本平等造成的。

崔卫平觉得,自己与母亲的关联其实比想象中的多。她觉得,自己继承了母亲的这种对性别气质的意识的空白。对革命女性来说,如果说她们是空白的,她们很少被当作女性来对待的话,那是否有一个回归女性的问题,怎么来回归,回归到哪一种女性?这种回归是解放,还是倒退?

两个月前我的母亲去世,这两个月来,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想她的人,想她的人生,也在想我和她的关系。我和我母亲的关系有点特别。我应该是在19岁的时候,才重新认同了我母亲。也就是,(到19岁)才突然间有了一种,更加紧密的关系。我印象很深,我19岁的时候,才高中毕业。那时候不能够直接去上学,只能先去插队。然后我就插队去了。离家大概六十公里吧。然后应该是1975或76年的时候,我在插队,然后我母亲因为运动下放到了离我插队比较近的地方。短期是,好像四个礼拜。然后离我比较近,大概多远呢?大概就7公里。然后我就骑自行车去看望她。我在看望她的路上,我就“哗”流下眼泪来了。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哇,我有母亲。”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奇怪,为什么我到这么大了,才觉得我有母亲,这是真的。此前是什么情况呢?此前就是,我和我母亲处于一种“非暴力不合作”的关系(笑)。就是,比较游离。

她是一位比较特别的女性。她早年是因为新四军的军部在安徽被打散之后到了江苏苏北,然后陈毅带新四军的军部住在她们庄上。她从那个时候就参加革命。她那时候是15岁,已经是一个革命的女性的形象了。她把这一点也发挥得比较充分,也就是说,她对传统,是一种不闻不问的立场。比如说,怎么做个母亲,怎么做个妻子,怎么做个媳妇儿……她从来不会考虑这个问题。她的生活是这样子的:星期天,从来也不买菜做饭洗衣服。她就找我们本城最漂亮的女性,她会拉二胡,然后就找个会唱歌的,一起玩儿去了。平时也从来不做饭、买菜,计划怎么过日子,怎么花钱。如果讲新式新生活,她真的是很时尚的一个人。

但事实是一回事,她有对这个世界的一个认识。就是,我们肯定不止是面对这个事情本相,而且,还要面临着我祖母对这些事情的框架。其实我们是从祖母那儿,来了解这些事情的。对于幼小的我们来说,又要接受我们祖母的立场。因为我祖母是,中国传统家庭出来的。她对于怎么做一个媳妇儿,怎么做一个家庭女主人,她是有一套固定的做法的。所以我祖母对她的这些是持一种比较不屑的态度,就比较诋毁她。所以我们就自然地带着这样一种目光来看我母亲,觉得我母亲好像不那么称职,不那么够格儿。但我小时候确实是我祖母带大的,所以(跟我母亲)没有那种亲密的关系。再加上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或者什么干部下放啊什么的,大概我从11岁开始到17岁,这六年期间,我和我母亲相处不到半年。其实不是相隔很远,就是没有一起生活。所以回头想想,其实也有很多好处。比如我没有青春期的,譬如说反叛期,我就没有过一个反叛时期,因为她都不在家,我反叛谁去。也就是说,我还没有来得及长大,我还没有来得及离家出走,她就先离家出走了。所以我们就努力地长大成人。我们都很小就会做家务,我12岁会自己做饭。

但从19岁后我意识到事情不一样,我对她就比较亲近而不是拒斥了。不过母女关系也是各种各样的,那我和她是一个什么关系呢?我想说滑稽模仿,但我又不能说滑稽模仿这个词。如果说我回到我母亲家,我们不幸呆在一个房间的话,首先我们是没有什么话可说的,我母亲也会抱怨说我和她没有那种亲密交谈。但她也没跟我说什么呀,我也不想跟她说什么。我为什么说滑稽呢,因为我跟她一起的时候,我老想笑:我觉得我那么像你,我能了解她的脑回路,我能理解她脑子里在想什么,也不用她说出来。但是,我又不是她。我又那么强壮,那么有力。她虽然把我生出来,可是我又比她强有力得多。我又不能把这件事情说出来。所以跟她在一起吧,我老觉得事情挺可笑的。但我也不会笑出来,还是那种“非暴力不合作”的关系。我还真没有和我母亲激烈争吵,激烈分歧的时候。我回家两个小时之内,我母亲对我非常热情,过了两个小时,我母亲看着我就头疼。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她看着我就头疼,我如果知道,就改正去。

但是她的去世带给我的震动比我自己想象的要大得多。所以我就想,为什么我和她是这样的一种关系。我也在想她的人生,想她所经历的道路。我用孤独来形容她,我觉得还是比较准确的。因为她们那一代,都属于那种年轻的时候参加革命,一直在革命队伍里面,受着那样一种“规训”,都有她们的一种特别的孤独。也就是说这个革命来得过于迅猛,过于激进,过于天翻地覆,过于摧枯拉朽,就把以前的,我奶奶生活其中的,那安然不动的、未受惊动的前现代的那个社会秩序、道德秩序以及人的身份认同,全部打碎。在之后并没有及时补充进,另外一些相应的东西,相应的我们称之为社会的秩序、道德秩序和人的身份认同。所以作为这样大变动的年代,作为个人很可能像断了线的风筝,在一个大变动的狂风大作的年代,低落,或者挣扎。处于一种惊恐、仓促或者失语的状态。

我记得我的父母的生活都是仓促的。我记得我小时候房子是公家的,全部家具是公家的,桌子板凳都是公家的。我有时候独自呆在我父母房间的时候,我就觉得,就什么时候战争就要爆发了,他们就要随部队转移了,然后我们就会被送到乡下的老百姓家里去了。我小时候一直有这样的恐惧。其实包括他们后来的生活也是很仓促的。就是,没有一些特别永久的、长远的考虑。比如说,我们在我奶奶的房间里长大,我奶奶房间还会有从老家运来的一些柜子,或者是椅子。但他们房间里完全没有,完全是新式的,不结实,带有很大的“临时”的性质。生活成了一场权宜之计,成了一些暂时的东西。我会觉得这种临时性,生活随时可以像盘盘罐罐被打破的东西,成了一种对世界的态度。所以他们是不怕可以摧毁什么,而是没能够固定起什么。

那么这些东西对我们会有怎么样的影响呢?我也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包括,我母亲是生了五个孩子,我是第三个,实际上她在五年之内生了四个孩子。这样一种速度,虽然当年有“学习苏联英雄母亲生的越多越好”要向苏联看齐,也有当年没有什么避孕的措施。很大程度来说是很仓促的,对我母亲那样一个,爱玩儿的女性来说,她是没有准备的。但是我还要说,与其说她个人没有准备,还不如说她所处的制度,她所处那个革命队伍,没有提供一套有说服力的,对她来说是适用的,关于如何对待生命,如何对待家庭,如何对待子女,包括如何对待上下辈的关系,婆媳之间,包括她自己,女性身份,以及她作为个人的成长,女性的成长。所有这些内容,在当时都不存在,被拿掉了。包括人和人之间如何相处。包括一个人的读物。我在家看到我母亲所发到的,跟我父亲是一样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但是没有一本是“论女共产党员的修养”。实际上,在当时除了阶级关系外,没有其他的人和人关系的表达。除了权利的等级制、权利的垂直关系外,也没有人与人之间水平关系的表达和表述。对于人道主义人性论的长期的尖锐的批判,甚至人被抹杀了、被取消了生而为人这样的基本身份。对于女性的身份来说,要么被抽空,要么被视为不祥的。如果不是造成更大危害的,起码也是拖后腿的、落后的。这是我后来想到的、超过我祖母给我的禁锢想到的问题。

基于这样的经验,我也才能从李南央所写的那样一篇《我有这样一个母亲》的范元甄身上读到不一样的东西,为这样一个人人都不喜欢的女性做一个辩护。当时我们写完这个东西之后,有个纪录片去拍李锐先生,我就把这篇东西放她们家了。后来有一天五点多钟我们家电话响了,是李南央本人打来的。她说“没有想到你的这些问题。”我觉得不能把事情都推到一个女性身上,不能把她看成一个罪孽深重的巫婆的形象。因为我在读李南央所写的她的母亲范元甄身上,包括一些细节上,我也会读到一些非常熟悉的东西。比如说,里面说她的母亲范元甄不知道跟他的奶奶如何相处,容不得她奶奶。我也会在家里看到这个问题,我母亲和我的祖母关系也不是很好。除了传统的婆媳之间的关系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祖母是地主。那么一个“新的女性”,一个革命者,怎么和一个地主相处。所以这个跟婆婆相处不好是有个阶级立场在内的。

当然我还要说,所谓新和旧的冲突不仅发生在婆媳——不同的个人之间,或者我们说的传统和现代之间,实际上,它会发生在一个人自己的身上。一个人自己身上的传统的痕迹、想法,她过去的家庭曾经给她的一些规训,和新思想、新处境、新的人和人关系之间的冲突。也就是说,她会个人陷入一种内在的拉锯、矛盾、孤独这样的状态。问题还在于,她们无法表述。在革命的话语中,没有自身的这个字,没有这种新与旧的冲突的表述空间。只有一个要求,服从革命的要求。其余都是可以让步的,都是可以靠边的。我不知道在当时别的一些比较传统的家庭里是不是会好一点,总之在我所观察的家庭里面,比如说革命家庭里面,孩子、老人始终是一个包袱,是所要克服的对象,是一个障碍。所以对于这一代女性来说,孩子又是她们生的,她们还是有着传统的观念,这使她们自己处于这种非常矛盾的,冲突和压抑当中。我看我母亲还好,因为她是一个不是很自觉的人,她不在乎别人怎么评价。她喜欢我行我素。我女儿说,她不是反抗者,她天生就那样。但另外一些人,我觉得像范元甄这样,包括像我二婶、我姑妈那样子,我觉得她们活得更加压抑。而她们许多不近人情的做法,一些简单、粗暴的做法,我觉得是因为她们的孤独、压抑、自我冲突所造成的。不能仅仅说,她们怎么那么脾气坏——没有人能给她们提供援助。包括她们的丈夫,也不会给她们任何援助。

那么我要说,这实际上真的不是少数人的现象,是一批人是这样子。除了我们读到的李南央所写的他的母亲范元甄,还有一些,其实我以前提到过的,有一篇周舵先生,1989年之后,他就成了一个民间学者。周舵先生也写过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当时在印度工作,他在印度出生。他却有一个倒霉的、脾气坏透了的母亲。他母亲曾经当过华侨中学的校长,最后是在北大的俄语系这样一个职位退休、离职和自杀的。那也是一个左得不能再左的人——她的最大的愿望就是想入党。包括她文/革期间坐牢出来以后,还指望自己能够入党。而他和他母亲之间是正面的激烈冲突的。包括他有有一次和他的姨妈谈到他母亲,直接说他母亲缺乏母爱。他文章里写道他母亲在当时的村子里的左倾路线当中,被严重摧残的身心。我现在也还是觉得他这样对待他的母亲还是有点儿男权的眼光。母亲是各种各样的,但是也确实有被当时的话语和行为所极端扭曲的。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更有名的,作家老鬼,也写过他的母亲杨沫。用老鬼的话来说,杨沫是一个信奉卢梭的人。卢梭就是把生下来的孩子都送到幼儿园去了。所以杨沫也是不关心孩子的这么一个人。而且除了不关心还比较敌视。老鬼也说他四十多岁,自己有了孩子以后,才和他母亲和解。他们都有很长的一段时间的疏离。

我还想提到另一个文本,就是河南大学有一个教授叫刘思谦。她写过一篇文章叫《一个家庭三代女人的百年人生》。那个文章相当长,上下篇,在网络上能看到。那个故事更加的极端,也更生动。她母亲是什么人呢?大家知道鲁迅写过《纪念刘和珍君》。她的母亲是刘和珍的同学。而且是,她的母亲和别的同学,从死人堆里面,扒出了她们所认识的刘和珍。所以当年她是一个风华正貌的先锋女性,这毫无疑问,包括勇敢地摆脱旧式家庭,也是包办婚姻,然后要离婚。她的妈妈丢给她一把剪刀,丢给她一个绳索,让她选一个把自己弄死。她既没有选择绳子,也没有选择剪刀,她选择私奔,跟她父亲去日本,学了很多革命的理论回来,参加革命。但是,在革命风浪中结成的鸳鸯,并没有长久,然后自己分离了。离婚在50年代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到了晚年,她过得特别压抑,举动也特别奇怪。比如说,刘思谦的母亲讲到,把自己好容易存下来的钱,要去给她家乡的公社买一辆拖拉机。可是当时的拖拉机要在省农机局有一个票才能买到拖拉机。所以她就让自己的孩子去省农机局的票额分配的地方。农机局的人说,党发你的工资是让你生活的,不是让你来买拖拉机的。然而这个母亲就这样过来,在她临死的时候身上只有两百块钱现金,存折里一千块钱,89年去世的,其余的一无所有,就把自己整个奉献给了革命。

我所举的这些女性都是属于精神崩溃的边缘。我后来想,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她们的压抑?如果革命时在前线,她们缺乏后援的话语。同时也存在在革命队伍当中权利分配的极其不平等。也就说,在取得革命胜利之后的工作、地位方面,最能体现作为女性的一个“次等”的地位了。如果在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还没有写到的地方,如何分配女性的工作,那么,这个革命队伍的做法是,一律按照传统的大男子主义,“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方法来论处。这就是范元甄我觉得特别压抑的原因。她的个人才能完全不亚于李锐,她在延安的模拟辩论当中,她扮演国民党,站在宪政民主这边儿,然后另外一边扮演共产党,站在别的不一样的立场上。国民党就把共产党辩输了。她当时非常有才华。

很多人比范元甄更惨,但我举这个例子意在说明,即使在革命队伍里面,也没有独立的女性身份。完全不像早年所追求的一样,这种革命是有两套机制来保障和完成的:一个是宣传的意识形态化——“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和一切走狗”;而另外,还有它的一套实际运行的机制,就是革命队伍内部的权力运转,权力分配。这套分配机制,在外面的人几乎看不出来,而里面的人也说不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教导你的是无论职位大小都是为人民服务,就不可以去计较职位大小。你也不可以竞争,你也不可以有抱负,那叫野心。那是个完全负面的词。换句话说,当要动员革命人口的时候,用的是一套平等、自由的话语。可是在进入权力分配,和其它革命成果分配的时候,所使用的是另一套话语机制。这两套话语机制有时候统一,有时候不那么统一。有一个方向盘,有时候往这边开,有时候往那边开。从这个口子进去,然后经过了很遥远的中介,从另外一个口子出去了。哪怕对革命奉献的更多,包括拥有更革命的理论,也未必导致更大的权力分配。对女性来说,端赖你的丈夫在什么职位上。那么简单的来说,我母亲的那一代革命女性的孤独,一个是由缺乏家庭伦理造成的,一个是缺乏革命队伍里的基本平等造成的。

在母亲去世后我一直在想,到底,我从她那边继承了什么样的东西,到底,我和她之间有着怎么样的一种连带关系。因为我不可能有另外一个母亲,我的东西只能从她那里继承过来。我越这样想,我越觉得我和母亲的关联,比我自己所意识到的,和以前想象的要多得多,要大得多。实际上要深入得多。比如说,我从母亲那儿,继承了一个空白,坦率地说是,性别意识的空白,也包括性别平等意识的空白,或者说比较薄弱。什么叫性别意识的空白?我现在能想到的是,它不是那么简单,而是被放在历史的染缸中,被染了红色黄色染了一道又一道。对革命女性来说,如果说她们是空白的话,她们很少被当作女性来对待的话,那是否有一个回归女性的问题,怎么来回归,回归到哪一种女性。这种回归是解放,还是倒退。比如说,一个人的性别和性别意识还是有点不太一样的。一个人没有刻意认识到自己的女性身份,她未必就不女性。所以我说的“不女性”的时候,我说的是什么?什么叫更女性?你说的性别意识是什么意识。我在这个问题上,比起在座的各位,研究得不是很好。我用一个具体的什么例子来说明我的性别的空白呢?比如说,比较坦率地说,我跟女性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会有点“不自如”,会有点“不太自在”。我有点怕女性。

比如2012年我参加我们小区的练功房里的身体训练,有一次说要去演出。从天津上船,去到韩国。我觉得特别新鲜,我很少有这样的机会,和同龄的女性连续相处这么多天。跟那么多同龄人在一起,我觉得她们特别的有意思。上船以后,一路不停的说话就算了,她们的包,是很神奇的。我发现她们的包里面什么都有,我看和很好玩。包里从各种各样的化妆品,粗的细的,颜色不一样的,然后描啊画啊,一会就不一样了。然后还有各种各样吃的东西,从瓜子、话梅到香肠、酸奶。就那么小个包什么都能变得出来。我就觉得她们怎么那么好玩儿。我觉得我也很好玩儿。过了两个小时后,她们把船上搞得一塌糊涂,搞得很脏乱差,然后卫生间就脏的不能进去。而且船上大食堂吃饭要排队,她们也不排队,而且大声喧哗,不把盘子送到原来的地方。到了韩国,让我很惊讶,她们舞蹈表演得真好,非常专业。刚刚爱上她们,回到船上又回到脏乱的场景。

我在想我母亲身后留下来的问题,我还会想到,就这些女性来说,她们不仅仅是被禁锢头脑,也不仅仅是在人性和女性方面的被剥夺者。我会想到,她们不仅仅是被嘲笑的和被可怜的。虽然有了种种限制,但是她们曾经在她们那个年代,以她们的方式,为后来的女性,是撑起了一片天空的。至少让我们和所谓传统女性要求之间的冲突没有那么大,我们的压力没有她们的那么严重。有些任务,她们是提前完成的,甚至是超前完成的。

之前,我女儿带了她的两个女儿和婆婆,来海南过了四、五十天。我就看她和她婆婆相处太有意思了。一点都没有传统的婆媳关系。比如说就没有隔膜。比方说,张爱玲写《金锁记》里的曹七巧。我就发现我女儿和婆婆之间没有婆媳关系的概念和模式,好像婆媳关系就一定要闹矛盾,我也没有把婆媳关系的概念带给女儿。她和她婆婆亲得不得了。她婆婆也是特别好的,为儿孙要付出一切的那种女性。因为没有概念,所以就没有冲突。或者冲突都是因为很具体的事情,但是不会因为婆媳的关系而生出问题来。但无论如何我都要说,她们,就我母亲那一代,真的给我们自由更多。我母亲也从来,没有拿如何做一个女孩子来约束我。她自己没有那样的要求,她也绝不给别人这样的要求。她虽然不管我们,给我们生活带来不方便,但是,她也从来不限制过我们,也从来没干涉过我们。我就没被她干涉过。真的想不起来,不管大事情——恋爱、婚姻,还是小事情——穿什么衣服、结什么发型、穿什么裙子,压根儿就没管过我。她没有絮絮叨叨的。所以我没有我母亲给我留下来的心理阴影。这一点都没有。

而且我母亲年轻的时候也勇敢过。她们那个新四军的军部,就在我母亲那个村庄,当时还是处于日本侵华战争时期。那时候还是属于拉锯时期,日本人来一会子,国民党来一会子。所以我外婆跟母亲说:你跟共产党走,是要杀头的。我的母亲把这句话告诉我们,她还满不在乎的说,我头也没有被杀。她的勇敢我有部分继承,我也没有比她勇敢。

想到这个我会想到另外一个女性,她就是引导我母亲走上革命道路的人。当时住在我家里的,一个新四军的女记者,叫戈扬。她应该是,当时说那个,有四大才女嘛。当年在新四军的时候她应该是记者。然后到北京就办起了《新观察》这个杂志。50年代的时候办的。后来78年了以后又重新复刊。后来她又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她把几乎流落在街头的北岛,纳入到杂志编辑中去做一个编辑部的记者。然后58年当右派,在北大荒多年,离婚了。她当时住在我母亲家里。然后她在日记里面还谈到了这一段。 她当时在日记里写的是,她们当时随军部到老百姓家。她在《停翅港地》里说,她们自己到来百姓家去找地方住,后来找了一户人家,说是“堂屋里面,住着一对中年夫妇”,说“满脸不高兴”,意思就是说,不欢迎你们,因为他们让共产党住了,国民党来就是要杀头的。我外公外婆比较保守,不欢迎人来住。但是从门背后“闪出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大眼睛,扑闪扑闪的”。然后说“她也不说话,她就拿着苕帚扫地”。扫地意思很简单在当时,就“我把地扫干净了,你来铺草吧”、“你来铺床吧,我欢迎你住我们家”。所以这戈扬二话没说就出去抱草,然后就铺床,就住在我母亲家。然后她就带我母亲,包括游泳。你想当时在我们苏北地区,哪有——戈扬当时是二十五岁,而且大姑娘下河游泳,是吧,还要下河游泳。还有看病要看西医。她不吃中药。我母亲眼睛有问题,她跑了十几路找那个眼药水,她不是用西医或者中药的做法。然后后来戈扬要带她走,我的外公外婆不愿意。后来戈扬在日记里写了,我母亲后来也当兵了。后来我们当地收集什么革命历史史料整编,就把日记拿在手上了。一看这一段,我们就去找戈扬。然后她们还见面了,她还请我父母吃顿饭。但是她对我母亲什么印象呢?后来正好有一段(时间)我就住在跟戈扬同一栋楼上,就是,作家协会的楼上。戈扬住在三单元,我住一单元。戈扬就对我说,戈扬希望我,不要埋头当一个学者,要关心社会关心自己身外的事情。她说:“不要像你母亲,当上了金丝鸟。”我后来去纽约养老院见戈扬,她就已经失去知觉了。她知道我从北京来的时候,她的眼睛是流下眼泪的。她不能说完全失去意识,(只是)她不能表达了。

我也会想,不仅是革命女性的问题,包括革命的问题,就是一代也是有理想的,也同样像鲜花一样开放的青年,不能说她们一开始就是欺骗的,也不能简单地说是被骗,对吧,更不是投机的。包括李南央,包括李锐在内,那一辈也挺年轻的,为什么,在经过若干年的中介运行进行之后,包括他们本人,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走到了自己的对立面上面去了。都变成了他们以前所痛恨的,所要推翻的那种人。我也碰到过,他们那代人自己来反省这个问题。我印象最深的是,以前是《光明日报》的副社长,何家栋先生。他就当面跟我说,他说:“可能人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肯定超出了人的范围之外”。说为什么革命开始,从理想主义开始,最后变成了现实不是民//主的,不是自由的,而是一套甚至相反的东西。只是这些人自己一开始也没有想到,也没有意识到,突然有一天,发现是这样。我觉得没有经历过的,这些事情的话,不太是能够意识到这个过程。对吧。在某种意义上我和在座还是有点接近。就是我还没有经过一个特别相信一个东西,然后破灭的过程。比如我父母那一代,特别相信革命。改造社会,然后给社会带来一个全新面貌。比如我父亲现在还活着,就发现社会成了“旧社会”,像当年那个样子。当初改革往哪里改了呢?

比如说比我再长几年的人,长半代的人,他们特别特别信毛泽东,要学习毛泽东。忽然发现是另外一个情况。我还真没有进入过,这样深信一个东西不疑,然后失落的过程。他们喜欢谈到那个《牛虻》那个蒙太尼里和蒙太尼里父辈的关系。我们可以去设想这样的关系,他们两个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他们怎么承受这个结局。对于我来说,我也会想,我从她们那继承了一定的自由,我是不是也继承了她们的原罪。她们的道路会不会成为我的一些负担,我的意思是说,历史的负担。就是假如我在今天的中国,我想要推进中国的民主化,或推进中国的自由的话,我如何才能不犯她们的错误,不去重蹈她们的覆辙,避开她们一些陷阱。

那命运给我们安排了什么?命运给在座的安排了什么?我不是说真的有一个冥冥之命,我是说历史,有我们看不见的背面。有可能给我们安排了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我从父母辈那个地方,所继承的一个焦虑和负担。所以我现在想,虽然没有检验,如果检验不正确说明我想太多。但是无论如何我不能不去想这个事情。应该是除非在起点上有,终点上才会出现。除非你一开始具备这些东西,比如说,在最早追求民主和自由的时候,就有男女平等的意识,而不是以一种压倒性的力量,而去压倒、压平性别的因素,或者压倒一些边缘的、弱小的声音。如果说一开始,就能让各种声音齐头并进。比如说,我们如何才能做到,不让目的,高于手段。我觉得前面对待这个问题是比较粗率的、比较轻率。比如他们在对待个体生命的问题上,在尊重和珍惜个体生命的问题上,肯定是轻率的。我也不能说他们残暴,为什么,真的,因为有些东西是应付不过来的。

我们是不是能够把一些东西,作为前提,来作为自己的路径。比如说容忍的问题。我们要如何包容一些不同的东西,又要对恶的行为本身,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因为在此前的革命运动里面,都有一个,允许存在“必要的恶”。我觉得我们很多问题都从这个地方而来。服从大形势需要。比如说,总是要有代价的。改革开放也是有代价的。让一些人付代价,或者说,让一些人腐败,都认为是必须的代价,“必要恶”。这个,是不是有一种“恶”叫做“必要的恶”?是不是一定要去容忍它?你容忍不同意见和容忍必要的恶是不是一个不同的概念?比如说,当我们在继续一些奋斗的道路的时候,如何不像她们那样,那个革命是以夺取权力为中心的,是以最后推翻政权为目标的。能不能把这些东西先放到一边儿去,来从建设我们自己,从建设社会而开始。我们讲的这个公//民//社//会,起码要有社会的眼光,不能不把社会放在眼里。我觉得那场革命中最大的失误就是,不把社会放在眼里,整个把社会轧平了。已有的所有社会秩序、道德秩序,和人和人的社会认同全部碾平了。你没有办法去重建一套全新的东西出来。因此革命过后留下很多负担、难题。如果说这是一批遗产,那么这是一批负遗产。但是我们不能说去选择另外一批遗产,只能说这是我们所面对的问题。

那么最后我想用刘思谦老师在她的关于她母亲的长篇文章中说的一句话,作为我们简短的,谈话的结尾。她说:

“母亲,你是昨日的星辰,是冲出封建家庭,寻求自由解放的娜拉。可娜拉的路没有走完。剩下的路,要由娜拉和娜拉的女儿,和女儿的女儿继续走下去。在她们的母亲和外婆不得不终止的地方,开始再去走,和再寻找。”也是在座的各位,到了我终止的地方,再行走和再出发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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