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女性

黄海涛:怎样成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男性女权主义者

编按:前些天,因为一些作者以“男的女权主义者”这个身份,对女权主义提出问题,引爆了争议。鉴于男性在现有性别制度中与女性迥然不同的社会位置和经验,男性有没有可能成为女权主义者?这一身份对他们意味着什么?怎样才算是加入了致力于消除性别不平等的行动?如何看待女权主义者和其他身份的关系?我们请几位自我认同为女权主义者的男性,谈谈他们对女权主义的理解。本篇是专题中的第三篇。

黄海涛在与新媒体女性的笔谈中,主张女权主义者身份是实践的产物,经过艰难的学习、自我改造和争取性别平权的行动,男性可以成为女权主义者,虽然这个过程,比一些轻松自称女权主义的男性想象的要困难。此外,黄也指出,男人越来越频繁地谈论女权的时代背景,是女权行动和言论开创出了新的社会空间,而一些男性知识分子,难以处理自身的焦虑。

作者/黄海涛
首发/新媒体女性
2015/10/26


男的女权主义者在中国,不会超过大熊猫数量

我是女权主义者,这个身份对我而言好像是自然而然的一件事。不仅因为自己念书的时候修女权主义、性别研究的课,更重要的是和女权主义者一起工作、投身具体的女权主义实践。比如2003年起,我在中山大学性别教育论坛项目组服务的七八年时间里,先后参与了《阴道独白》大陆中文首演、推动黄静案的解决,发起过反对针对女生暴力的校园“白丝带”运动,推动了中山大学性少数学生社团“彩虹社”建立。从2008年起我为《南方都市报》、《时代周报》等媒体持续地撰写有关性别平等的评论,近几年做有关LGBT青少年性教育项目,参与珠三角地区女工反性骚扰项目……这一切都跟女权主义有关,社会性别是我写文章、搞调研、做项目不可或缺的理论背景和方法。

可能有人会觉得,你做的工作本来就跟性别有关,工作的性质决定了你有条件、有机会成为女权主义者,或者,这样的身份对你来说是可以带来利益的。这种非常个别的女权身份“制造”过程,对于其他男性,尤其是“性别圈”以外的男性,不具多少参考价值或者借鉴意义。我觉得这些说法,可能都有些道理。从中你也可以看到为何男性的女权主义者少之又少,在中国,我估计不会超过野外大熊猫数量。

但我在这里有意识罗列自己的经历,还有一个目的是,告诉大家,女权主义者,尤其是男性的女权主义者,不是那么好当的。女权主义是有入门门槛的。这不是高冷、显摆,或是论资排辈,而是为了说明男性的自我改造和行动之难,不仅需要时间,而且难度很高。

作为男性,无论是谈论女权还是想参与女权运动,都要力戒各种轻浮。女权主义内部虽然差异很大,但基本问题上,大家相互之间,大体上“频道”是差不多的。有时候你会感觉有些人“频道”不对,这是长期的女权论辩和女权行动训练出来的“雷达”。假如在女权主义者出现的场合,你说话冷场,或者你说完人家不知怎么接,以我自己的经验,说明你跟女权主义还隔着一条珠江,你需要渡江,倒不是女权主义者有意搞精英化、小圈子。

女权主义者身份是实践的产物

男性是否能成为女权主义者,这个问题曾经引起过很多的讨论。比方说,有意见认为,男人不可能也不应该宣称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因为,男性不可能有女性的身体经验和社会体验,很难设身处地、感同身受。同时,在不放弃男权红利的情况下,这种自我宣示,在一定情形之下,有可能分薄女权主义本已十分有限的资源(现实中确实也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因此,这类意见认为,可以有支持女权主义(pro-feminism)的男性,却不宜有男性的女权主义者。

尽管如此,我依然倾向于认为,男性也可以成为女权主义者。因为任何身份其实都是实践的产物,是实践出来的一个结果,并且,这种实践一定是政治性的;女权主义者的实践,就是一种性别政治的实践。宣称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但并未投身于女权主义的实践,或者这样的实践是非政治的,我觉得,这类人士,很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女权主义者。举个例子,就好像同志运动,有些人生而为同志,但他/她不一定为同性恋平权而奋斗,那么它的同志身份(无论出柜还是不出柜),其实是一种非政治的身份,这样的人,其实他/她也不会把自己称为某某主义者。

在现实中,越来越多的人出于某种姿态或者“政治正确”的需要,或者为了展现大度或者出于友谊,或者的确赞同女权主义的某些观点和做法,称自己为女权主义者。出于礼貌,我一般也不会反对这样的自我命名。但做女权主义者不是没有门槛的,这个门槛就是行动的门槛,女权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实践的、行动的和政治的。男性宣称自己“也是女权主义者”,这样的表态需要节制、谨慎,甚至应该尽量避免。你还不如做几件事,让女权主义者对你刮目相看、接纳你,视你为同路人,给你“加冕”。假如纯粹是想套近乎、博取“妇女之友”的好名声,最好省省。否则别人会觉得,喔你脱了裤子就让我看这个(现实中令人失望的“男性女权主义者”太多了)。

你要知道,女权主义一来不需要同情,二来也不习惯男性谄媚。一般来说,在我的经验里,假如男性觉得被女权主义者“排斥”、“孤立”,那一定是你在性别问题,“三观”出了问题。你感到自己“受排斥”,实际上是你习以为常的男性的权威位置受到了挑战,一时情感上接受不了……

总而言之,男性身份不妨碍男性成为女权主义者,但要通过女权主义“入门仪式”的男性少之又少。首先,男性要放弃自己的特权很难,任何身处权力位置的人放弃都很难。其次,在男权文化中长大,无论男女或其他什么性别,你要克服男性中心的文化、习惯、语言和思维方式,时时刻刻防备、自省、改进,这也很难。即便有这样的自觉,也很难避免张口就错。有些男性觉得女权主义者很难相处,原因可能在于,女权主义者长期以来习惯了一种反思性的生活,她对人们日常熟视无睹的、基于性别的歧视、暴力和污名,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敏感,有敏感才无法容忍,需要做出反应;你缺乏这样的训练,张口就错,被女权主义者敲打,这很正常,不过话说回来,没有敲打怎有进步?但最忌把本来观念上差异,归为女权主义者或者女性的意气用事、歇斯底里。细究起来,有些人觉得女权主义者不讲道理,其实女权主义者就是太讲道理,不用男权的那套逻辑讲道理,所以让有些人受不了。

至于使用男性女权主义者这个身份来做什么,其实可以用来做任何事啊,讲课、写文章、做倡导、卖保险……当然这个提问背后的假设是说,使用这个身份或者标签,是不是要注意场合和策略等等……怎么说呢,我不觉得这个身份需要一种机会主义式的运用,脱离这个身份,你就不是你了,所谓一个人的integrity;没办法像衣服那样,穿了还可以脱。

还有一种情形,说的是从倡导、普及或者推广的角度,女权主义者这个标签会不会据人于千里之外。或者男人说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别人会不会觉得你“太娘”之类。我的回答是这样:假如你觉得男性女权主义者这个身份说不出口、不愿意让人知道的时候,这样的moment,正是你应该“暴露身份”的时候。因为正是在这一关头,你才明白什么叫“男权红利”;有意识地折损自己身上的那些主流的霸权性的男性气质,正是有意识地放弃男权红利的一个机会,同样地,这样的个人举动是政治性的,或者说它深具政治意味。

在放弃利益时宣称自己是女权主义者,比在对己有利的场合声称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更令人仰慕,这样的男性才能称之为一个高尚、纯粹,脱离了低级趣味的男性女权主义者。

理解现实的复杂要靠行动发展的知识

作为日常实践的女权主义,其实你不会特别地在女权主义者前面加上一个什么主义作为前缀。起码我自己身上,不会标记说我是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者。当然,作为女权主义理论史的一种编撰学,或者出于教学的需要,我们常常看到在教科书的章节条目下,有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还有女同性恋的女权主义、激进女权主义、生态女权主义这样的分门别类。这类源流梳理,有利于读者认识到女权议题的丰富性,并且比较容易把握女权主义与各种思想流派激荡辩证的历史轨迹。

但我的感觉,在现实的复杂性面前,有时你是很难按这些标签来定义自己的立场和取态,而且最需要警惕的也正是用观念来套现实,换句话说就是主题先行。不是说有阶级观点、阶级分析,你自然而然就是马克思主义了。你还要深入到事情的具体性里面,深入到某件事、某个议题具体的情境、脉络及其所处大的结构中,了解制约事情发展的各种要素,观念的、技术的、资本的,还要发展行动的知识。对我来说,认识和行动的主要障碍不是来自主义和流派造成的限制,而是知识和经验的不足。比如说讨论“代孕”现象,除了讨论生育权、性别、市场化、医疗体制、贫困,还要讨论生育技术、亲子关系和情感,甚至是抑郁这些具体的问题。我并不觉得说,你是某个主义者就自然而然能破解这背后全部的复杂性。

当然,作为女权主义者,在思考和行动时,性别总是考虑的优先视角、优先事项,但并不代表所有问题一定跟性别有关。有些事情,可能它跟阶级的问题、年龄的问题关系更大一点,性别并不是这件事的重点;但跟性别有关或者没有直接关系,并不能成为女权主义者行动与否的判断标准。实际上青年女权行动派可贵的地方,也在于她们并没有让性别成为行动的“障碍”。她们也关注劳工议题、性少数议题……在这个意义上,不是说做女权就一定很激进的,“女权”也好“性别”也好,有时也会成为犬儒者的保护伞。

女权拓展了公共空间,男公知沉溺自恋不能自拔

对于一些男性评论女权主义和女权行动的文章,首先我觉得要看到这些文章出现的时机和发表的场合。一方面年轻的女权主义者的行动介入到社会议题最前沿的角落,另一方面,也由于一大批具有女权思想锋芒的作者文章,日益占据大众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的重要版面。这些行动和言论,都激起了广泛的关注、回应和讨论。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我觉得这些男作者是有意或无意地出来分了一杯羹,或者说,女权行动和论辩所引发的媒体关注和“舆论场”,其实并非无利可图,谈论女权主义,“收割”了女权主义者摸爬滚打之下拓宽的言论空间,以及这个社会新的言论空间所产生的一部分利益。他们的或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卷入话题,有些是出于议题本身的刺激性能带来社会的关注度(这有助于理解为何有人“突然女权”、“突然讨论起女权”,以及他们的观点为何常常摇摆于激进政治与迎合社会旧有的厌女情绪之间),有些可能只是媒体编辑觉得某个话题很火,讨论性别话题又“门槛很低”,那么每个人都可以来说上几句。

这些男性作者,有些跟女权主义者有过直接打交道的经验,有些则对女权主义者和女权行动很隔膜。他们的令人失望之处,倒不是给女权主义运动提意见有错,而是他们言说意不在女权(因为他们对体制内外女权主义运作的知识几乎为零),而在塑造自己男性指导者的形象,沉湎于男性自恋中不能自拔。比如说,在一篇回应女权主义者批评的文章里,作者甚至要援引女性“安抚者”的话(或者说塑造了一个“阴茎妒忌者”的形象),证明自己一贯是“妇女之友”,把公与私混为一谈。我觉得这跟当代男性人文知识分子的对自我男性气质日益边缘化的焦虑有关。毕竟占据社会主流的是政商为代表的霸权性男性气质,互联网舆论的兴起,学院派知识分子的影响和媒介管道日益收窄。如果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依然围绕着男性同侪的文人交游与红袖添香的家庭想象展开,又怎能期待,自己对自己提问过程中的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有所觉察?(比方说问女权主义者如何看待女人自愿回家做贤妻良母之类。)

女权主义者的反弹,一方面是针对这类文章表现出的思想羸弱和无知,另一方面也有媒体操作的不公平——女性和性别,似乎成了一个无分左中右人人可以“畅所欲言”,因而无须对文章质量进行编辑把关的“低端”话题。由于辩论双方知识和经验不对等,很多时候隔空互驳,实际上进行的是无效交流,旁观者也看不出个所以然。

如果有男性朋友愿意了解女权主义,我乐意推荐美国人Allan G. Johnson写的The Gender Knot -Unraveling Our Patriarchal Legacy,台湾有繁体中文译本《性别打结:拆除父权违建》(群学出版社,台北,2008年3月第一版,成令方等译)。读完你就能体会到一个俗称的“白左”的异性恋男人,通过女权主义的学习和实践,可以达到什么样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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